1068年8月，大宋熙宁元年，在首都汴梁的延和殿上，当世知名度最高的两位学者、政治家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之面，展开了一场不留情面的舌战。这是继公元前81年的那场盐铁会议之后，又一次记录在案的、关于国营化政策的大辩论。

    上一年的1月，宋英宗驾崩，长子赵顼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此时的宋王朝已开国一百一十余年，农耕社会的“太平病”又犯作了起来――土地兼并大量增加，权贵及豪强商人占有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他们还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贫富差距显著拉大，国内社会矛盾突出，更糟糕的是，中央财政虽然比立国之初增加了四倍，但还是出不敷入，发生重大危机。宋神宗立志于“富国强兵”，他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的弊端实在太多，不改革不行了。现在最首要的事情是增加收入。”——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历代推行激进主义变革的皇帝大多都是年轻人，如秦孝公、汉武帝、唐德宗、宋神宗以及晚清的光绪帝等等。当时朝中重臣都是所谓的“大儒名士，文雅君子”，神宗一个也看不上眼，他选中了地方官出身的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是一个官场“另类”。他的文采极好，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他常年在基层当官，历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对行政关节十分娴熟。而平日里，他不修边幅，独来独往，个性十分孤傲，在注重享乐和礼数的士人中显得格格不入，时人讥笑他不通人情世故，戏称之为“相公”。

    开放－管制－半衰－崩溃，循环往复，轮回重现，这是中国历代治乱的宿命，而每当经济出现重大危机之际，必会出现一位重量级的理财大师，他成为那个朝代的转折点。在宋代，这个人正是王安石，他对宋神宗建言说，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摧抑兼并，均济贫乏”，而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仿效伟大的汉武帝，执行国家主义模式，由政府全面管制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

    王安石的政策建议遭到朝中众多大臣的反对，延和殿的廷辨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与他面对面地交锋的是翰林侍读学士、文坛领袖司马光（1019－1086）。因为宋朝对文士非常宽松，所以大家的言论就十分放肆，双方的辨锋非常犀利。

    这场辩论是从要不要“辞赏”引起的。神宗登基后，带领众大臣去天坛祭祀，按惯例，皇帝赏赐了大臣们。而大臣们也按例上书辞让赏赐。

    司马光请神宗接受大臣们的“辞赏”，他说：“当今国用不足、灾害频繁，首要之举，正是削减政府支出。”

    王安石大大的不以为然，他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们的收入有限，靠节省开支，实在起不了大的作用，不是当今的急务。”

    司马光反问说，“那你说说什么是当今的急务？”

    王安石说，“国家财政不足，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找到善于理财的人。”言下之意，站在对面的司马光等人都是空口儒生，只知“省钱”，不懂开源。

    司马光反讽说，“所谓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把头屑都收集起来，用簸箕扫聚细碎，尽力地搜刮民财。如此下来，老百姓困苦不堪，流离成盗寇，这难道是治国之道吗？”

    王安石说，“这当然不是善于理财的人，真正高明的人，不在老百姓身上征税而国库却无比充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在熟读史书的司马光听来，这一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非常刺耳，他当即反驳说，“这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把它记录下来，讥讽武帝被蒙蔽了。天地之间所能生产的种种货物，只有那么一个数量，不在民间，就在政府，桑弘羊说他能够让国库充沛起来，不从民间获取，哪是从哪里得来的？如果真的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