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地看着我。她前面的工作牌有她的名字：伊婉·爱德尔。

    “可她有没有事？”

    她看着电脑说：“我这里是S，表示情况令人满意。第四层是普通病房，如果你母亲病情恶化，就应该在加护病房，在第三层。如果你明天再过来，你母亲就会好多了，探访时间从……”

    “可她是我妈。”我说。“我一路搭便车从缅因大学过来看她，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上去看她吗？就几分钟。”

    “来探访的直系亲属有时总会有这样的要求。”她冲我笑了一下说：“你等一下，让我看看。”她拿起电话按了两个数字。毫无疑问是打给四层的护理室。我可以想象接下来两分钟的过程，好象我以前经历过似的。伊婉问是否可以让487房的珍妮·帕克的儿子上去看她一两分钟，就亲亲她、说句贴心鼓舞的话，而那护士却说哎呀，帕克夫人刚死去，还不到15分钟，我们才把她送到楼下的太平间里，还没来得及把电脑里的数据改过来，真糟糕。

    询问台的妇女说话了：“穆丽尔吗？我是伊婉，有个年轻人在我这里，他名叫……”她眉毛一挑看着我，我告诉她我的名字。“阿兰·帕克，她母亲是珍妮·帕克，在487房吗？他只想是否能……”

    她停下来，听对方说。我想对方护士肯定告诉她珍妮·帕克已经死了。“好吧，”伊婉说，“是的，我理解。”她默默地坐了下来，看着前面。过了一会儿，把话筒夹在肩膀上对我说：“她正叫安妮·科里根到她房间去看看，只要一会儿。”

    “这事永远不会结束。”我说。

    “请再说一遍。”伊婉皱着眉头问。

    “没什么，”我说，“我是说这是个漫漫长夜，我……”

    “你还在担心你母亲，当然，我知道你是个好儿子，拉下所有的事赶来看她。”

    我想如果她听到我和开野马车年轻人的对话后对我的印象肯定一落千丈。可是她当然不会听到，这是我和乔治之间的小秘密。

    站在明亮的日光灯下面等着四楼的护士打电话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感到度日如年。伊婉的面前摆了些纸张，她拿着笔顺着名单查找人名并在一些名字上打个整齐的检查记号。我想是否真的有死神，就象她这样，是个工作量有点过大的职员，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很多要处理的文件。伊婉仍把电话夹在耸起的肩膀和耳朵之间。医院的广播在说华科医生，华科医生请到放疗室。

    在四楼那个叫安妮o科里根的护士现在可能在我妈妈的床边看见她死在病床上，眼睛还睁着，因病痛引起而弯曲的嘴角终于松弛下来了。

    电话里传来四楼的回答，伊婉直起身体听着，然后说：“好吧，可以，我知道，我会，当然我会的。谢谢你，穆丽尔。”她挂了电话，严肃地看着我，说：“穆丽尔说你可以上去，但只能呆五分钟，你母亲今晚服了药，现在昏沉沉的。”我站在那儿傻傻地盯着她。

    她的笑意顿时退了些，问道：“帕克先生，你肯定自己没有事吗？”

    “没事。”我说，“我想我只是在想……”

    她脸上恢复了笑意，这次带着同情的色彩。“很多人都那么想，这可以理解，你突然接到电话，就匆忙赶来。谁都会把情况想得很糟。但如果她的病情不太好，穆丽尔是不会让你上去的。相信我。”

    “谢谢。”我说，“非常感谢。”

    当我正转身离开时，她问我：“帕克先生，你是从北边的缅因大学来这的吧？我能不能问一下，你为什么戴着那徽章。惊悚园不是在新汉普斯尔吗？”

    我低头一看，那徽章别在衬衣胸前的口袋上，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我想起他当时要把我的心掏出来，现在明白了：在把我推出车外的前一刻，他把这枚徽章别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