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儒学家殷海光的回忆，他的老师、哲学家金岳霖尝言，“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此言颇有深意。

    如果我的任何一部著作让读者感觉心旌荡漾，那一定是我的错。我们正在阅读的历史不应该是冰冷的，但也不应该是滚烫的，它仅仅应有平凡人的正常体温。在冷静中，我们才能找到真理的入口处。

    感谢那些创造了中国商业进步的人们——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还你们一个公道。

    感谢那些记录了历史的人们。为了这部企业史，我阅读和采用了大量的前人成果，一如我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我没有在书后罗列一大堆的图书索引，这主要来自二个考虑，一是我在正文中都已经标示出了有价值的资料来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它们；二是为了节约纸张，我常常为自己的图书的定价昂贵而不安。

    我要记下并在这里朗诵这些学者的名字，他们对中国近当代史的研究令人肃然起敬：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白吉尔（（MarieClaireBergere）、史景迁（JonathanD.Spence）、高家龙（ShermanCo）、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孔飞力（PhilipA.Kuhn）、费维凯（AlbertFeuerwerker）、罗斯基（ThoasG.Rawski）、刘广京、郝延平、杨小凯、王业键、余英时、朱学勤、雷颐、梁小民……

    为了此次写作，我去了上海、深圳、天津、安庆、重庆、南通、无锡、南京、宜昌、福州、宁波、广州、镇江、香港等很多城市，感谢那些地方的人士，他们为保留前人的事迹和遗址正做着不为人知的工作。

    感谢我的助理朱琳和陆斌，本书在很多环节上离不开他们的协助。感谢《东方早报》社的诸多同仁。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王斌社长、潘岳总编辑和我的责任编辑蒋蕾，他们对我的宽容和忍耐好象总是没有边界。

    感谢我的太太邵冰冰。我原本打算用人物列传的方式来写作这部作品，是她的坚持让我改成了现在这样的、与《激荡三十年》保持一致的编年体体例，这让我多付出了几倍的工作量，现在看来，她是对的。在过去的几年里，写作成为了家庭生活最主要的部分，我惟一能做的补偿是，尽量陪她和吴舒然同学去看每一部新上映的“大片”。

    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吴舒然同学至今对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屑一顾”，我无比耐心地等着她提出批评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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