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人的灵魂,或者说心灵或精神——随便你怎么命名——是一种乐器,可以演奏出无数旋律,那么它不可能长时间徘徊于一首曲子上。时间会冲淡最强烈的情感,也会抚平心上最深刻的伤痕。曾经有个故事,一位哲学家试图安慰一个痛苦中的女人,方法是对她讲述和她的遭遇类似的事情。后来,他失去了独子,收到这个女人送来的一张名单,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丧子的国王名字。他看过以后,承认它是对的,但还是伤心痛苦。三个月后,哲学家和女人都惊奇地发现彼此都很开心,于是为时间树起丰碑,用法文刻上“它可抚慰众生”。
当伯莎发誓生活失去了所有乐趣,发誓她的厌倦没有尽头时,其实和平时一样在夸大其词;一旦发现生活远比她想象的容易忍受时,她差点儿要大动肝火了。
人可以习惯所有的事情。只有高度厌世的人才会佯装他们不能同流于愚蠢的同类。一个人很快就会对最无望的无聊麻木不仁,单调也很快不成其为单调。适应环境以后,伯莎发现生活没那么空虚了。生活是一条没有波澜的河流,她很快得出结论:没有瀑布激流,没有旋涡、暗礁妨碍它的流动,它会更加顺畅。一个勇于自欺的人,前景还是不乏光明的。
夏天带来诸多变化,伯莎在之前从未产生兴趣的事物身上找到了乐趣。她跑去隐蔽的地方,看喜欢的野花有没有开放;她热爱自由,这使她喜爱篱笆上的蔷薇胜过花园里灿烂的花草,喜爱原野的金凤花和雏菊胜过中规中矩的天竺葵和荷包草。时间飞逝,她诧异地发现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年。
她开始以更多的热情投入阅读,坐在最喜欢的位置上,即床边的沙发,好几个小时心情都很愉快。她读书随心所欲,没有计划,只是因为她想读,不是因为应该读。她比较不同的作家,并从中取乐。这个作家文风庄重,她深为感动。那个作家稍显浮夸,但也不失乐趣。她从最新出版的小说读到《疯狂的罗兰》,从约翰·黎里的华丽散文(最具娱乐性,最为异想天开的书)到魏尔伦的伤感诗歌。现在生命尚长,长篇累牍也无妨。她勇敢地捧起八卷《罗马帝国衰亡史》,然后阅读圣西门的诸多著作,读完一百页后,她便毫不犹豫地搁置一旁。
当现实只不过是一个背景,一片古书中奇异事件生长的土壤时,伯莎发现它是可以忍受的。眼中绿色的树木、耳边鸟儿的鸣唱和她的思想怡然融为一体,她脑海里还是拉曼恰的堂吉诃德、曼侬·莱斯科和《十日谈》中那群四处漫游的家伙。知识越多,好奇心越大。她放弃文学的康庄大道,转而寻求某些晦涩诗人的生僻小路和西班牙海盗的航海路线。在过去几近遗忘的鸿篇巨制中,在被潮流扔下的诗人的作品中,在仅存留于书虫记忆中的剧作家、小说家和评论家的著作中,她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满足。有时候,眼光从超常绝伦的顶峰稍稍移开,未尝不是一种慰藉。相比而言,那些名噪一时但没能流芳百世的作家有一种微妙的魅力。一个人不会被他们的光芒刺到目眩,可以轻易洞悉他们的个人特点和时代精神。他们身上有快乐的品质,在高出他们一筹的人身上往往很难找到。另外,他们未臻完美之境的成功,甚至有某种动人的哀婉。
在音乐方面,伯莎也开始欣赏那些不太知名、渐趋衰落的作品。她家的客厅是乔治王朝风格,装饰有古老的油画、齐本德尔式家具和印花棉布。这样的地方,弹奏库普兰和拉莫简单的旋律更为适合。过去一世纪中,爵爷和女士经常以化装舞会为消遣,其中的回旋曲、嘉禾舞曲以及奏鸣曲和他们的客厅也颇为相符。
脱离现实,生活在一个人工的天堂,伯莎觉得很幸福。她发现,把全世界置之度外是一块可靠的盾牌:没有爱与恨,没有希望或绝望,没有野心、欲望、改变或激情,生活安逸。花儿仍然开放,没有意识,没有忧虑,花蕾从重重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