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国家加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徭役，比赋税更难于忍受。首先，徭役极为沉重，摧残劳动力。例如，到边塞守卫和修筑城墙的戍卒，经年历月，不仅服役时间漫长，而且多死而不归。“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郦道元《水经注·河水》)这首秦始皇时代的民谣，就反映了这一事实。这种情况，在以后的朝代中，也丝毫不见好转。三国时期，长城之下，依旧是“死人骸骨相撑拄”(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唐朝也是“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回”(皮日休《卒妻怨》)。直至明清时期，情况仍然如此：“城中白骨借问谁？云是今年筑城者，……今年下令修筑边，丁夫半死长城前。”(李梦阳《朝饮马送陈子出塞》)其他力役也十分沉重。如隋炀帝坐龙舟三次游扬州，龙舟与随行船只5000多艘，征发沿途民夫八万多人拉纤，路途遥远，又遇天下饥荒，纤夫路上口粮不足，死者无数。当时留传下来这样一首挽舟者歌：“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刘斧《青琐高议·炀帝海山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挽舟之役的惨苦情景。徭役对人民的危害，还表现在征发不顾农时，往往在大忙季节征发丁男。大批劳动力抛下农活儿，去为官府服役，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导致田地无人耕种，大片荒芜。不仅造成百姓饥寒交迫，而且国家赋税来源也失去了保证。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兵车行》诗，曾形象地描写并深刻地揭示了徭役对生产所造成的这种严重危害：“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因此，要求徭役无夺农时，即徭役的征发不要侵夺农忙时节，就成为历代思想家一项重要的主张。

    春秋初年，鲁国统治者一年四季，不分春夏秋冬，经常兴师动众，围山打猎。臧僖伯批评鲁隐公这种做法时指出，君主春夏秋冬的狩猎活动，不能影响农民的生产，应“皆于农隙以讲事”(《左传·隐公五年》)，即都应在农事间隙进行。公元前706年，隋国大夫季梁也指出，国家要做到“民和年丰”，劳役的兴发，必须做到“三时不害”(《左传·桓公六年》)。所谓“三时”，指春天、夏天、秋天这三个农忙时节。三时不害，就是要求劳役不能侵占这三个季节的劳动时间。管仲相齐桓公时也指出：“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国语·齐语》)徭役不侵占人民的生产时间，百姓就可以富足。后来，孔丘也反复强调，治理国家必须坚持“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即在农闲季节使用民力。公元前560年，鲁国修筑防邑的城墙。鲁襄公想早些兴发民夫开工，臧武仲不同意，要求别影响农业生产，等农民收获庄稼之后再筑城，襄公接受了这一意见，所以修筑防邑城墙的工程就安排到冬天了。孔丘在《春秋》一书中以“冬，城防”(《左传·襄公十三年》)三字记下了这件事，认为鲁襄公在这件事上遵循了“使民以时”的原则，符合礼的要求，所以孔丘才加以记载，以为后世统治者树立一个效法的榜样。

    战国初年的著名学者，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分析了徭役不顾农时对农业生产的危害。他说，统治者滥兴劳役，为他们的奢侈生活服务；他们坐的车子，要装饰各种文采，乘的船，要雕刻上各种花纹。广大劳动妇女不得不停止纺纱织布，为他们制作文采，结果影响织布作衣，造成百姓衣着不足，所以冬天难免受冻。而男子则离开土地，抛下农活儿，为车船进行雕刻，结果使田地荒芜，造成百姓口粮不足，以致陷入饥饿之中。因此，墨翟认为，统治者只有减轻人民的劳役，不影响百姓的耕织活动，才能使百姓“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墨子·非命下》)。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也指出，如果国家的徭役不烦多，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