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征暴敛是中治者自己肆意破坏，封建国家经常因各种临时需要，任意向百姓加征钱、粮。如东汉田赋规定为三十税一，汉桓帝时(公元147—167年)，由于挥霍无度，国库空虚，因而下令加征田赋每亩10钱。如按李悝的计算，亩收1.5石，每石30钱，每亩合45钱，加征10钱，加征税率已超过2/10，三十而税一至此已变成一纸空文。桓帝还卖官鬻爵，买官的人可以先交钱，也可以暂不交钱，到任后再加倍付款。为了捞回买官所花的钱，这些人一上任，就拼命对百姓进行搜刮和勒索。所以，汉代三十而税一的制度，名义上虽然始终未改，但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这种正税之外的额外加征，历朝不断。它如火上浇油，使正税之下本来已难以维持生计的人民群众变得无以为生，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直至起义造反，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国家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危及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导火线，都是由于封建国家赋役沉重引起的。因此，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们普遍反对横征暴敛，主张轻徭薄赋。

    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丘一次路过泰山，听到一位妇女在墓前哭得非常悲痛，就派他的学生子路去问是什么原因。妇人回答说，以前我公公被老虎吃了，后来我丈夫也被老虎吃了，现在我儿子又被老虎吃掉了。孔子说：为什么你们不把家从这里搬走呢？妇人回答说：因为这里地处深山，可以免受官府苛征厚敛之苦。孔子听后十分感慨，对他的弟子说：你们要记住：“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官府暴政比老虎还凶狠啊！孔丘主张国家给百姓恩惠应该尽量厚一些，而赋敛民财则应该尽量薄一些。战国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轲也把“薄税敛”看成是他主张的仁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国家有城郭宫室建筑、百官有司俸禄和诸侯往来币帛之需，赋税不能取消，但国家取财于民必须控制在一定的界限之内。征税之后，必须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有能力养活一家老小。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法家著作《管子·权修》篇的作者指出，土地生产财富有季节的限制，百姓从事劳动有疲倦的时侯，而君主的贪欲却没有止境。如果对君主的贪欲不加以控制，取民之财，用民之力没有个限度，必然会激化君民之间的利害冲突，导致臣杀君、子杀父的严重后果。因此，他认为，如果能做到薄赋轻徭，取民之财有度，用民之力有止，国家虽然弱小，也会稳定。相反，如果横征暴敛，取民之财不加以限制，用民之力无休无止，国家虽然强大，也难免灭亡。《管子》的论述，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轻徭薄赋对巩固封建统治的重大意义。汉初统治者提出并实行“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史记·平准书》)的量出制入的税收原则，即赋税以能够支付官吏俸禄和政府费用为限，不再于“吏禄”与“官用”之外去为满足君主和贵族的奢侈需要而增加百姓的纳税负担，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实行了一系列轻徭薄赋政策。

    封建社会中后期，一些思想家还对封建国家旨在抑商的重征商税政策进行批评。唐朝武则天当政时期，有人建议扩大关市之税的征收范围；凤阁舍人崔融认为，关市科税，必致货物不通，商人失利，造成商业衰落，民不聊生，影响社会稳定。明朝邱濬也反对征工商税。他认为关市的设立，是为了互通有无，满足社会需要，国家征关市之税以充实财政，违背创立关市的本意。他认为工商税极不合理。比如酒，是以粮食制造的，国家对粮食已经征税了，现在百姓用粮食造酒，又征酒税，这是一物二税，重复征课，是地道的暴政。

    历代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些轻徭薄赋的具体主张，如“什一而税”，即对田赋实行1/10的税率。“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礼记·王制》)，即百姓每年为国家服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