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80年，杨炎实行两税法改革。两税法把租庸调中的“庸”和“调”都改为以货币缴纳。庸原来是以绢和布代役的，是用实物代替劳役。现在改庸为货币缴纳，实际是把劳役税改为货币税了。这一改革是唐代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反映。国家所需要的活劳动，采用强迫征调的劳役的方式，无论在效益上还是在民心上，都不如采用雇佣劳动好。当时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在他的漕运改革中，已经开始利用雇佣劳动代替徭役劳动。将劳役改为缴纳货币，国家用所得货币雇人服役，当时已经有了可能。因为土地兼并的发展，使许多农民丧失土地，成为流民，社会上雇佣关系已有相当发展。两税法改劳役税为货币税，正是适应这种客观情况的表现。

    两税法虽然包括了役金，但以后徭役的征发并未废除，统治者为了其自身的利益，从来就不惜对人民进行双重剥削，既征了包括庸金在内的两税，又征发徭役。

    到了宋代，两税和徭役则正式分开。宋朝两税仅为田赋，不包括丁钱与徭役。两税之外，百姓还要负担徭役。宋代徭役有两类：一是职役，一是杂徭。职役的任务是做地方下级官吏，主要有主管官府财物的衙前；负责督征赋税的里正、户长、乡书手；逐捕盗贼的耆长、弓手、壮丁；传达敕令文书的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以及负责州县杂务的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县州杂职、虞候、拣、掐等等。杂徭则为临时性差役，称为“夫役”。如在地方上修路、治水、修造官府私第等。在春天征调的叫“调春夫”；应付紧急需要而征调的叫“调急夫”。宋代把民户按家资分为九等，各种职役由一、二、三、四等户轮流承担。下五等户为贫困户，免役；官户(又称官僚形势户，包括贵族、官僚)也不服役。以户等定差，派遣劳役，这就是宋代的差役制。宋代徭役以衙前最重。衙前起源于唐代，当时禁军与藩镇军中有衙内军与衙前军之分，衙内军是皇帝及藩将的亲卫军，衙前军是皇城及藩将管辖地内外的警卫军，以后衙前军只做仓库运送的警卫。到宋朝，衙前役仍为管理州郡的仓库，搬运官物，迎送官吏等。管理官物不仅要负担所需费用，如有丢损，还要赔偿，衙前户常常因此破产。富户往往买通官府，采取各种手段，把衙前役推到三、四等户甚至五等户以下贫民身上。杂徭也大都派遣到贫民头上。繁重的徭役，既影响农业生产，也加剧社会矛盾。贫民纷纷弃田逃亡，以避重役。改差役为雇役，逐渐成为普遍的要求。早在宋真宗末年(公元1022年)，就有人论列差役制的弊端。到宋神宗时期，变差役为募役的呼声更高了。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推行免役法，即变差役为雇役。免役法(又称募役法)的主要内容是：原来承担差役的民户，按户等出免役钱，不再服役。政府用所收入的免役钱雇人充役。原来不承担徭役的官僚形势户及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僧道户和城市的上五等户，也按其田产数量减半出“助役钱”。免役钱的征收数量，根据各州县所需雇值多少确定，并要多收20%，称“免役宽剩钱”，供灾荒年份雇役之用。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杂徭也改行雇役，应役者可以充役，也可以出钱免役，称“纳夫钱”或“免夫钱”，每夫每日出钱300—400文。

    免役法由于触犯了官僚形势户的利益，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大官僚现在也要纳“助役钱”，这就激起了他们对免役法的猛烈反对。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继位，司马光为相执政，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废止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由于差役法的恢复不得人心，以至当时“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苏辙：《栾城集·三论分别邪正劄子》)。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变法派重新上台，又恢复了雇役法。以后雇役、差役彼兴此废，或差雇并行，依社会各阶级、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