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重视，所以为害最大的首推银课。

    明代银课实行定额包税制，由官府确定各地银场应纳银课数量，以后不论产量增减，均须如数输纳。明朝开国之初，朝廷反对开银矿，坑冶很少，所以矿税收入不多。当时主要矿产地在福建、浙江。明太祖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福建各场岁课银2670余两，浙江2800余两。洪武年间所定上述银课旧额，称“岁办”。

    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和明宣宗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矿禁松弛，开始采掘新矿，矿税也随之增加。永乐时，福建每年银课提高到3.28万余两，浙江提高到8.207万余两。到宣德时，福建又增至4.027万余两，浙江增至9.404万余两。水乐、宣德年间新增课额称“闸办”。福建、浙江两地永乐年间闸办额是洪武岁办额的23倍；宣德年间闸办额则是洪武年间岁办额的27倍。银课数额的增加，并不全是由于矿产增加，而首先是由于统治集团对货币财富的贪欲。课额增加远远超过银矿产量增加的速度。因此，无力完成课额的地区，只得把课额摊到州县百姓头上，银课因而成为对百姓的一项苛征。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江西、湖广等地有铁冶13所，课铁746万斤。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陆续复开各地铁矿，允许百姓自由采炼，并以2/30的税率缴纳铁课。

    神宗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下诏在各地开采银矿，并派大批宦官去各地任矿监，到处勘查，广泛搜求，两年后又在各地遍设税监。他们借开采之名，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例如，宦官陈奉到湖广监理矿冶，借口开采，强夺民财，“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明史·食货志五》)。陈奉的暴行，激起了武昌民变，愤怒的群众万余人要与陈奉拼命，他们捉拿陈奉爪牙16人投入大江之中。汉口、黄州、襄阳、宝庆、德安、湘潭也相继发生民变。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宦官所进税银近300万两，而他们中饱私囊的数额，则不止此数的十倍、五倍。由于他们的残酷搜刮：“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同上)给矿民和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明朝廷对矿冶的横征暴敛，成为引发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导火线。

    清朝吸取明朝的教训，对开矿十分谨慎，一般禁止开采新矿，以防开矿聚众滋事，危害社会稳定。但到康熙年间，为增加货币供应量，已开始鼓励铜、铅矿开采。乾隆年间，矿业已相当发展，矿税收入也逐渐增加。但矿税在清朝廷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则很小。

    清朝矿税一般征取实物。康熙年间，定金银课税率为40%，收入直接上交中央。铅、铜课税率为20%，即按“二八”定例征收。官税2/10，其余8/10，半数由官府发价收买，半数任百姓自由贩卖。除“二八”抽课外，还有临时性征收性质的“一九”抽课、“三七”抽课等形式。

    清代矿税除正税外，还有杂课。一是撒散，是为地方征课稽查人员的经费供给而征收的，税率在3%—5%之间。二是价脚，是为了支付矿课运解途中的费用而向铜厂、铅厂厂商征收的款项，一般每百斤铜铅收一两六钱的价脚。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