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利很大，因此决定官营。当时地方官奏报长安骊山银矿二石矿砂可得银七两，桓州白登山银矿八石得银七两，上等锡300余斤。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尚书奏报恒农郡铜青谷铜矿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铜矿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铜矿一斗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铜矿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铜矿产量也与此相当。朝廷即决定置银官采铸银矿，置铜官采铸铜矿。这些矿冶官营以后，自然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源。

    唐代矿业不发达，朝廷不鼓励开矿，据记载，当时陕、宣、润、饶、衢、信、汾诸州共有银、铜、铁、锡、铅、矾等矿共172处。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开始对伊阳(今河南嵩县西南)五重山银锡矿征税。唐德宗时，朝廷对金、银、铜、铁等矿产品均予征税。宪宗时，禁止私人采银，鼓励矿户采铜，助官府铸作。当时国家每年采银1.2万两，铜26.6万斤，铁207万斤，锡五万斤。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矿冶又归州县主管，全国矿税收入一年不过七万缗，不及一县茶税。唐宣宗时(公元847—859年)又将矿冶之利收归中央，并增加银冶二处、铁冶71处、废铜冶27处、铅冶一处。全国一年得银1.5万两，铜65.5万斤，铅11.4万斤，锡1.7万斤，铁53.2万斤。

    宋代矿业较为发展，宋初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201所，由官府置场监管，坑冶由豪民组织矿户承包开采冶炼，产品20%缴给官府作为矿税，其余80%按规定价格卖给官府，由官府统一出售。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以“不夺人之利”为标榜，减桂阳监银课1/3。也有的地方不置场监，听民采冶售卖，向官府纳税，税率也是20%。宋仁宗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4年)，每年得金课1.5万余两，银课21.9万余两，铜课510余万斤，铁课724万斤，铅课9.8万余斤，锡33万余斤，水银2000余斤。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诸州坑冶增至271所，铁课达824万余斤，为北宋最高数额。宋徽宗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将各地铁矿仿茶盐法实行专卖。铁矿由民采炼，所得铁卖给官府，官府收铁给引，召人通市。出铁少的贫矿，百姓可以出息承买，官不榷取。铁由官府专卖，只许铸户购买，禁止民间私相贸易，但农具器用不在禁列。

    到南宋时期，坑冶废兴不常，岁入多寡不等，矿政逐渐废弛。

    辽朝矿业很发达，首山(今辽宁鞍山)铁矿，坑深18米以上。东平县(今辽宁辽阳)产铁矿，有矿户300家，“随赋供纳”，向府缴纳矿税。

    金政权对矿业也采取鼓励政策；金世宗认为，山泽之利，应以予民。世宗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规定，百姓可以自由开采金银坑冶，国家税1/20。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取消矿业税，但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又要求采银之民承纳官课。

    元朝根据士人呈献资源确定矿税课额，因此税率不一。金银矿一般由官府征集民伕采淘冶炼，向国家定额输课，如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令益州4000漏籍户在登州栖霞县淘金，户输金四钱。至治、泰定年间(公元1321—1328年)，一些地区银矿，许民承包采炼，输税2/10或3/10，或征定额税。铁、铅、锡、矾则由国家专卖，行引法，铁每引200斤，听民采炼，官府抽分。铅、锡每引100斤，官收钞300文，客商买引到各矿冶支铅、锡贩卖，无引者比私盐减等论罪，杖六十，货物没官。矾每引30斤，价钞五两。

    明代采矿业并不发达，史称矿冶不及宋代十之一二，但矿税为害却最为严重，曾在明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明代以银为主要货币，银矿最为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