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到奴隶社会初期，商业也与农业和手工业相分离，成为独立的社会分工部门。到了商朝，中国古代工商业已有一定发展，既有专门从事手工业劳动的手工业者，也有专门从事买卖活动的商人。但在奴隶制时代，工商业主要为奴隶主贵族所经营，“工商食官”，手工业劳动者和商业劳动者都为官府所豢养，是奴隶制国家的手工业奴隶和商业奴隶。由于工商业主要为奴隶制国家经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服务，赢利直接为国家所得，所以当时国家对工商业并不征税。后来私人工商业有所发展，国家对私人工商业即加以管理，如在来往关卡和市场上对经商人员和商品加以检查等等，但起初也不征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传为美谈的“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礼记·王制》)。廛，指空地；讥，是检查、盘问。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官府在市场上给商人以空地储存货物，但不对商品征税；关卡上也只检查不征税。到西周后期，官府工商业逐渐衰落，私人工商业日益发展，工商业者的利润收入和财富积累已相当可观，甚至胜过农人，因而逐渐成为国家的征税对象。战国中期著名思想家孟轲关于古代商税的起源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远古的时候，市是交易场所，由国家命官治理，原先并不课税。但有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总是站到市场的高处，左右探望，观测行情，时刻企图把市场上一切有利的买卖都垄断到自己手里，人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卑贱的行为，所以开始对商人征税。孟轲关于商税起源的这种说法虽然不足为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私商利润增多，因而引起了国家的重视，成为税收的对象。古人所说的商，不仅指商人，有时也包括手工业者。因为手工业者所从事的生产也是商品生产。他们经常亲自去市场出卖自己的产品，买进原料，他们的手工业生产活动往往和商业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古人所说的商贾，往往也包括手工业者在内。据《周礼》记载，西周已开始征关市之税和山泽之税。商人经过设于道路要隘和诸侯国界的关卡，要收关税，由司关专门掌管收税事宜。商人如果企图不通过关卡，逃避关税，货物将被没收，本人也要受到惩罚。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要收各种市税，如摊点税、房屋税、场地税、仓库税等，由廛人具体负责市税征收工作。手工业者和商人开发山林川泽资源，如鱼、盐、木材、皮毛、齿角等，则要征山泽税。关市税的收入专门用来供应天子的饮食和衣服费用，山泽税收入则专门用来办理国家丧葬事宜。工商业成为国家税收来源，是社会经济发展，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作用增长的表现，同时也说明国家财政开支较前更为巨大，仅靠土地税已经不能满足国家机器的需要了。

    春秋时期，由于诸侯争霸，国家分裂，工商税的征收情况也不统一。不同诸侯国，或同一诸侯国在不同时期，工商税政策都不相同。例如，郑国就实行比较自由的工商业政策，对商人的买卖活动国家不予过问。齐国在齐桓公统治时期(公元前685—前643年)，为了促进工商业发展，在同邻国之间，曾一度实行“关讥而不征”的政策。稍后称霸诸侯的晋文公(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也曾采取“轻关易道”的政策，即减轻关税，修治道路，以利商业发展。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大夫臧文仲在鲁国境内设六关以征税，后来曾遭到孔子的批评，认为这是不仁行为。但到春秋末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各国商税都在加重。例如齐国在齐景公时期(公元前547—前490年)，就在临近国都的关卡上对客商横征暴敛，成为齐国奴隶主政权不得人心的一条重要原因。晋平公(公元前557—前532年在位)曾自称，他门下的2000食客，就是靠每天收取都城的市税来供养的。市税一天的收入可供养2000人，可见其数量之巨：“吾食客门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