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它还在很多方面照顾大地主和官僚的利益。唐代均田制对有爵位的贵族和从五品以上官吏，规定可以按品级授给永业田5—100顷，对有战功勋位的，可以受勋田60亩至30顷。这些土地授予以后，即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对官僚地主的优待，使他们的经济势力得以继续扩大，使他们有可能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唐代的均田制比以往的均田制对土地买卖的限制进一步放宽，不仅永业田可以出卖，口分田在百姓迁往宽乡时，也可以出卖，这就为大地主通过买卖而合法兼并农民的土地开了方便之门。另外，封建国家不过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它之所以要实行均田制，主要是因为土地兼并的发展已经危及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危及了封建政权的巩固。一旦社会经济有所发展，阶级矛盾有所缓和，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作为地主阶级总代表的封建国家，就不仅会放任土地兼并的发展，它的当权分子自己就会把国有土地攫为己有，成为土地兼并的主要力量。如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田园遍于京郊的膏腴之地；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在京城周围占有的土地也都是上等好田；宦官高力士等则霸占了京师良田的6/10。到唐中叶，均田制名存实亡。土地兼并重新发展起来。大批均田农民又丧失了土地，成为流民，有的则成为地主的佃农；不是已经丧失了输纳租庸调的能力，就是不再为国家所控制，不再为国家输税。而大官僚大地主虽然兼占大量土地，剥削很多佃农，却逃避赋税，或仅纳一丁一户的租庸调。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后，造成大量人口流散、死亡，更加促进了土地的集中，均田制彻底瓦解，租庸调制已经无法维持，国家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公元780年，唐德宗任用杨炎为相，开始实行两税法改革。

    两税法开始了中国赋税发展史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田赋制度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基本特点：第一，资产税开始取代人丁税；第二，货币税逐渐取代实物税。这一取代过程虽然经过多次反复，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却一直贯彻着，是田赋制度发展的一个趋势。从唐中叶两税法开始，中间经过北宋中叶王安石变法，明中叶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到清中叶摊丁入地改革，这种取代终于最后完成了。

    两税法最先体现了上述的发展趋势或变化。两税法的具体内容有以下一些方面：量出制入，根据国家原来各项财政支出额，确定国家的税收总额，再把这个总额分配到各地，按户税和地税两个税种向百姓征收。户税的具体征收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旧唐书·杨炎传》)即不论主户、客户，一律编入现在所居州、县的户籍，在所居地纳税。征税标准，不再按丁，而是按资产征税，不论丁男、中男，一律按贫富即按其拥有的资产的多少来纳税。资产多的多纳，少的少纳。变过去按丁(户)征税为按资征税。商人要在经商所在州县纳税，税率为1/30，大致要和当地居民税负相同。地税则依两税法实施前一年耕垦的田亩数征收。两税一年分夏、秋两次交纳，夏税纳税时间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

    两税法简化了税制，把租庸调及各种杂税合并，统一征收，税目减少，缴纳时间集中，纳税手续简便。还取消了“不课户”，不仅官吏要纳税，浮寄客户及商贾都要承担两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两税法按资产课税，更适合均田制瓦解后百姓的负担能力，在土地已大部分集中于大地主阶级手中，而广大农民多已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如再按丁、户征收租庸调，是极不公平的，而且越来越难于保证国库有充足的收入。而按资产征税，占有大量田产的大地主多纳税，而资产极少的农民则少纳税，纳税数量和负担能力更为相符，税收也可增加。

    两税法还有一个重要规定，即田亩之税(包括租粟二石及按每亩交粟二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