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为23钱。元帝时，又恢复为七岁起征。口赋有时朝廷也予减免。

    算赋和口赋均于每年八月征纳，届时由地方官登记人口，核实年龄，编成簿籍，由官府按户籍征收。

    秦代由郡守、县令掌管各地赋税征收工作，乡基层组织有啬夫负责具体赋税征收事宜。在中央负责财政税收事务的则是治粟内史，为九卿之一。汉初中央掌管财政税收事务的官职仍为治粟内史，景帝时改为大农令，武帝以后改为大司农。乡基层组织仍由啬夫负责税收工作。税收制度以及税收会计和年终上报制度，均比前代更为详密。

    西汉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在封建经济长足发展的同时，封建经济制度所固有的矛盾也随着尖锐起来。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土地兼并，造成土地占有上的严重贫富对立。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凭借其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势力，通过合法购买和强力掠夺等手段，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而广大农民则因为天灾人祸等原因，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西汉著名思想家董仲舒深刻地揭露了秦汉王朝实行土地私有制，导致土地兼并，造成严重贫富对立的情况。他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农民丧失土地以后，无以为生，根本无力承担国家赋税。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官僚、大地主，则千方百计逃避国家赋税。所以，土地兼并不仅加剧了贫富对立，造成土地和劳动力的分离，影响封建生产的发展，而且导致严重的赋税负担不均，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在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土地，大批流亡的情况下，国家赋税，不论是人头税还是土地税，都不可能得到保证。因此，限制土地兼并，使农民能较为牢固地占有一小块土地，就成为保证封建国家赋税收入的关键。自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汉书·食货志》)的主张以后，至西汉后期，限制大地主土地兼并的呼声日益强烈。公元8年，王莽篡汉，他谴责土地私有制导致土地兼并，造成豪强占田成千上万亩，而贫弱百姓则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他说，汉朝实行三十而税一的薄税政策，表面上比夏商周三代的“什一而税”还轻，但由于绝大部分土地为地主占有，农民耕种豪强土地，要缴纳1/2以上的地租，还要服沉重的徭役，实际上加在百姓头上的是“什税五”，即5/10的重征。因此，王莽颁行王田制，将天下土地都称为“王田”，不准买卖，百姓家庭男口不满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即900亩的，要把多余的土地划分给亲属、邻居及同乡缺地的家庭。原来没有土地的农民，按“一夫一妇田百亩”的数量受田，向国家缴纳1/10的田赋。王莽对土地私有制和汉代轻税政策的批判虽有一定道理，但他企图废除仍然符合当时生产力状况的土地私有制，恢复早已灭亡了的奴隶制时代的井田制，显然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王田制直接触犯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同时王莽也没有真正使无地和少地农民获得土地。他否定汉代三十而税一，在王田制上实行“什一而税”，这就等于把田赋从汉代基础上提高了三倍，显然不会得到地主和广大自耕农的拥护。所以，在地主豪强及人民群众的双重反对下，王田制很快宣布失败。公元11年，王莽不得不自行宣布取消王田制。

    东汉王朝建立后，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更加猖狂。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而且占有大量依附农民。大量户口被豪强所隐占，造成国家很大一部分税源失去了着落。这种情况，必然要促使封建统治者对赋税制度进行变革。松语文学Www.1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