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行各业的领导就是现代社会的灵魂。可以说，市场经济时代是领导称雄的时代，没有领导者群体，也就没有现代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繁荣昌盛。

    道德资本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流中最富雄辩力量。一个缺少高尚道德品格的人，即使他拥有显赫的地位、职位、名誉、财富和才干，在与别人长期交往中，也必然为人所轻。正如爱默生所言：“你的高声喊叫如雷贯耳，但我没有听见你在说什么。”

    哪些方面构成了领导者的道德资本？领导的“道德经”上到底说些什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我们认为核心道德素质是不变的、共通的，是每个领导所必须具备的。

    说到诚信，很容易让人想到一群特殊的企业领导——晋商。

    1912年，梁启超曾对山西票商做过这样的评价：“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梁启超凭什么对山西商人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呢？那就是他们对诚信的推崇。

    山西票号将自己的声誉视为企业的生命。“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票号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就是“诚信、可靠”的代名词。山西票号的声誉策略，关键就是打造“信”与“义”。“以义制利”是晋商的基本准则。“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票号对顾客承担的是无限责任，做到了言而有信，即使损失再大，甚至破产，也在所不惜。从日升昌开始，所有票号都会供奉关公。在票商心目中，这位已经被神化的山西老乡关圣帝君，就是诚信的化身，也只有山西的关圣帝君，才能解释票号“无限责任”的内涵。在晋商的经营历史上，有许多孙子替爷爷清账，儿子为父亲还债的故事。这种商家义务，不是用现在的契约合同责任所能解释的。

    这样的准则即使在票商生意陷于困境时也坚守不变。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由于走时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单，一到山西，他们就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极其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等处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而且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没有账簿，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当时山西平遥、大谷城中的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票号均面临大量的挤兑，假若全部兑现，票号将面临巨大亏损甚至有倒闭的风险。但是，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在分号账目无法核对的情况下，采取了他们自认为最恰当的做法——所有储户，只要拿出存单，只辨认存单真假，不核实账目余欠，不管银两数目多大，一律立刻兑现。几天中，山西票号将数十年积累的银两全部兑换出去，众票号元气大伤。不过这使得山西票号的社会信用空前提高。

    1901年，外逃官民返回京城以后，山西票号“声价大增，不独京城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此诚商务之大局，最为同乡极得手之时也”。山西票号正是凭借这种卓越的社会声誉，使其在庚子之乱中不仅没有倒闭一家，反而给它的发展带来了绝好的契机。

    这种诚信，为晋商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8称：“山西商人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着。”1888年，汇丰银行的英国经理阿兰·史密斯评价说：“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的商人会像山西商人这样值得信赖。25年来，汇丰银行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生意，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欺骗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