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夏秋之后，一些人利用产权改革中的不公平和腐败现象，一再攻击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成为“明星”的郎咸平也越来越走向极端。他甚至对政治改革发动攻击，说是“民主和民意监督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各级政府的腐败以及低效率”，“在此我呼吁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以严刑峻法贯彻以民为本的思维”。他还以中国电信等垄断性公司的业绩来证明“中国国有企业从来不比民企差”。

    2006年3月，在全国政协经济界的小组讨论会上，几乎从未在公开场合点名批评同行的吴敬琏罕见而直截了当地对郎咸平2005年11月发表在香港《亚洲周刊》上的长文《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提出指名的批评。他说：“郎咸平教授对中国情况的总体判断是‘国企改革天怒人怨’，‘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触目惊心’，‘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市场化改革’，以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以致‘社会之坏5000年仅见’！郎咸平说民营企业盗窃国家财产，中国的著名企业几乎无一漏网。郎咸平还说民营企业效率比国有企业效率低，所以国有企业不应该改革。有学者用数据反驳他，他说‘我讨论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讨论小是小非’。”接着，吴敬琏评论说：“既然是大是大非问题，就应该讨论清楚。我不赞成用行政压制讨论，但不能用造谣、煽动弱势群体的这种办法来讨论，如果用这种办法，就是‘捣糨糊’，把事情搅成一团糟。”“改革开放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的战略措施，现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对，有人要否定改革，否定改革的大方向，去年10月反改革的声音达到高潮，我认为这是令人气愤的。”

    吴敬琏的这些声音很快被娱乐化地描述成“吴敬琏对撼郎咸平”之类的新闻，媒体和民众没有耐心去聆听到底什么是“大是大非”，学界对于理性的辩论似乎也日渐丧失热情。在漫天喧哗之中，身处漩涡中心的吴敬琏显得越来越孤独。让他忧心的正是，那些最终会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煽动，在支持旧路线和体制的人们的鼓噪和某些舆论工具的配合下，很有可能蒙蔽大众，把他们带上反对自己根本利益的歧路上去。进入2006年之后，他在多个场合介绍R·拉詹和L·津加莱斯合著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并一再引用其中的论述来分析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艰难性——

    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环境方面面临双重的威胁。第一重威胁来自市场早起发展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由于市场的自由竞争体制要求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这些拥有特权的人生怕自由市场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的确立会危及自己的既得权力，于是就极力鼓动运用政府的力量限制来自国内外的竞争，阻碍市场竞争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的进一步健全。第二重威胁来自在市场前期发展中受损的弱势群体，当这些弱势群体受到蒙蔽，他们对种种不公正现象的正当不满被别人所利用，就常常会把矛头指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这种做法恰好迎合了既得利益势力的需要。在这种情势下，既得利益势力就能够躲在大众的身后，要求扩大政府干预，摒弃对外开放，压制市场竞争。弄得不好，就会出现下面这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糟糕场景”：“在保护贫困人群安全的幌子之下，既得利益集团压制了市场机制，保证了自己的安全，而受害者则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所有可以从中获得机会的人。”

    吴敬琏既而指出，“弱势集团不但不会抗议，反而还会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受到损害”。

    然而吴敬琏这一番本应发人深思的话，被网站以最能吸引眼球的《吴敬琏说穷人反对改革》为标题，发表在醒目位置上，又引来了网上的一片狂轰滥炸。

    在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