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三层意思：第一，利用国企改制之机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不是个别现象，应当对这种现象作坚决的斗争；第二，对于郎教授指控一系列企业家盗窃国有财产，自己没有调查研究，无法作出判断；第三，不能同意郎教授关于“国企效率优于民企”、“国企不能退出”的主张。

    记者再问：“你如何看待经济学家在‘郎顾之争’中的表现？”

    吴敬琏回答说：报上有篇文章，标题叫做《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经济学家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机构，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研究独立地作出结论，所以也没有什么“经济学家的集体意见”。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然后作出一个决议，这有什么意义呢？当然，经济学家有义务维护学术自由。如果郎咸平教授受到压制、受到打击、受到迫害，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应该发表意见支持他。至于牵涉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没有研究，怎么能够发表意见？有的评论说这次拷问了经济学家的良知，没有研究，不发表意见就是良知缺失啦？我觉得如果自己没有研究乱发表意见，才更有问题。

    记者进一步问：郎咸平教授在昨天的研讨会上公布了请而不到的经济学家名单，第一个就是你，你怎么看？吴敬琏温和地答道：“我没有收到过任何邀请，所以没有应邀不应邀的问题。我估计是报刊误报了，我想郎教授不会说这样的话，他到底是我的一个朋友嘛。”

    让吴敬琏没有想到的是，在不久后的一个公开场合上，过去与他关系不错的郎咸平回避了到底有没有发出邀请的问题，而是断然声称：“我没有朋友，我也不需要朋友。”这样的公开表演，让吴敬琏非常不满，以致在风波过后一两年，当郎教授一再致电给吴敬琏，邀请他参加自己的课题研究时，吴敬琏再也不愿，也不敢和他有所交往了。

    郎咸平发动的这场“讨伐”，让他如愿以偿成了一个明星级经济学家以“独立学者”自成一方；而那些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则被划入了“误导中国改革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之列。在某些不明就里的民众看来，这些人真的都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他们的“良知”被金钱收买了。

    就这样，吴敬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不久前他还被赞颂为“社会良心”，如今却遭到被利益集团收买的指控。而更错综复杂的是，对他的攻击来自两个不同的方向：一向视之为“眼中钉”的“左派”网站发表文章，认定这是“吴敬琏们黔驴技穷”的表现；而北京的一些媒体则指责说，吴敬琏既不肯定郎咸平的指控，又不“拿出事实和数据来驳倒郎咸平”，是在玩“太极推手”。日后来看，吴敬琏尽管不习惯这样的状况，不过却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困扰，他仍然率直发言，从心而论。根本的原因是，这个人并无私利可言，他没有与任何企业达成过利益上的勾连，他不炒股票也不做投资，他的子女或亲戚都不从事商业活动，甚至，年过古稀的他对名利本身也已失去了追逐的热情。

    直面汹汹而来的攻击，吴敬琏忧心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声誉，而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前景。2004年12月，吴敬琏在《经济观察报》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现代化中国的临产阵痛》，他在一开始就说：“我们注意到，近来社会上散布着这样的疑问：改革以来，问题和矛盾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有加剧的趋势，它是否表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出了问题，需要改变？这是最近几个月来各种场合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继而他给出了自己的思考：“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改革的大方向上，而是与一些跟这个改革大方向相背离的做法有关……所以，我们要减轻临产阵痛的正确途径不是‘堕胎’、‘开倒车’，而是坚定而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

    然而，大论战的帷幕一直没有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