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论，是无足轻重的。它构成风景的一部分，因某一机缘而在这里落地生根。朦胧的微光，沁凉的寒风，每一株花朵的闭合——这些并不是因，也不是果。”

    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植物的思考宛若对每一个人生的描述。人们对自己的出生、国家和时代别无选择，一切因果，其实就是命运而已。生命之绚丽或平淡，在很大程度上竟取决于环境和性格的造就。生是别无选择的，而命则可以被改变，这正是生命的精彩所在。

    换而言之，在现代文明史上，如果脱离了时代和国家的背景，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苍白而没有意义的。

    很多年后，回望吴敬琏那充满了动荡和戏剧性的人生，也许要从这样的一个场景开始。

    1903年，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时刻，一艘海轮从上海港缓缓驶向遥远的日本横滨。早在9年前，爆发于中日之间的一场甲午海战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蒙受两千年来最大的耻辱，从此，“一战而人皆醒矣”，举国青年为强国雪耻寻求出路，有的呼唤革命，有的力主改良，而“渡洋学日”也成了当时最时尚的事情。就在这艘海轮上，两位同样来自四川的青年人相识了，一个是34岁的邓孝可，全国最大火柴公司之一——重庆森昌火柴厂老板邓徽绩的大公子，另一个叫吴玉章，是来自四川省荣县的25岁农家子弟。

    因乡音亲切，两人成了话语投机的好朋友，他们相约到了横滨后，就一起去拜访正流亡在那里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不过，到了横滨码头后，他们却分道扬镳了，邓孝可投奔梁启超，成为梁最信任的爱将之一；而农家子弟吴玉章则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帝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元老。邓、吴都是热血爱国青年，因阶层身份迥异和理念不同而对改变国家前途有了不同的抉择。

    邓家是四川奉节的一个乡绅望族，邓徽绩早年在家乡开采煤矿，远销到汉口一带。1889年，他远渡日本经商，与人合办了一家名叫森昌泰的火柴厂，两年后，他把整个工厂搬到中国，在重庆建立森昌火柴厂，据《重庆开埠史》记载，这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第一家近代民营工厂。到1894年，森昌与另一家聚昌火柴厂的工人人数达1200人，约占全国火柴产业工人的1/3。1907年，森昌又募资开办宝华煤矿公司，此时的邓家已俨然是四川省的一个工商大户。邓徽绩生有两子，长子邓孝可热衷政治，自日本返国后就组织议政社团，呼吁改良，是四川立宪派的领袖之一。在1909年的“立宪运动”中，他当选为四川省咨议局（即当时的省议会）文牍部主事，还出任咨议局机关报《蜀报》的主笔。而次子邓孝然则追随父亲，管理家业。

    1903年，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铁路干线或支线，设立铁路公司，从此拉开了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序幕，在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出现全民入资办铁路的热潮，甚至出现了“娟优乞丐亦相率入股”的壮观景象。四川绅商倡议修建川汉铁路，邓家积极入股，邓孝然当选川汉铁路公司的第一届董事，邓孝可则被选为法部主事。

    时光流转到1911年，清政府见铁路投资获利颇厚，便赫然转变政策。该年5月，当时国内的第一大官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宣布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回国营。在股权回收方式上，明显欺凌民股，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是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将承担四成的损失风险。“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最激烈者，便是四川民众。川民组织保路同志会，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十万计。邓孝可与罗纶、蒲殿俊等人一起当选保路同志会的董事，他一改之前的温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