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立场，在《蜀报》上撰文《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十分激烈地写道：“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又不为我造路。天乎！此而欲川人忍受，除吾川一万万人死尽，妇孺尽绝，鸡犬无存或可耳！否则胡能忍者。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而今乃有盛宣怀如此横蛮以迫压我四川之人。”据记载，当时川人“得报展读，涕泗横流，且阅且哭”。

    保路事态迅速恶化。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10人，枪杀数百请愿群众，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被激怒的四川民众揭竿而起，爆发了“同志军”武装起义，围攻成都。清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便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督办湖北和四川铁路国有事宜的清大臣端方在资州被起事的新军杀死，策动者之一就是早已加入同盟会的吴玉章。

    后来史家公认，铁路国有化政策以及因此引发的“保路运动”，是清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提出此议的官商盛宣怀被《清史稿》定为“误国首恶”。

    吴敬琏是邓孝然的外孙，是这个改良世家的血脉延续。

    民国建立后，保路有功的邓孝可出任四川新政府的盐政部部长，他着力推行改革，提出“就场征税”、酌减税率和自由贩运等政策，被认为是近代盐务管理早期现代化之第一人。他还追随导师梁启超筹备组建民主党，继续推动中国的“立宪运动”。然而，随着袁世凯复辟等事件的发生，立宪改良思潮被人民抛弃，暴力革命渐成主流，邓孝可和梁启超相继在中国政坛上被边缘化。邓孝可后来辗转南北，失意消沉，在北京、杭州和上海等地当起了寂寞的“寓公”。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时，他异常愤慨，要家人臂缠黑布，上写白字：“誓雪国耻！不自由，毋宁死！”

    随着邓孝可在政治上的失势，邓家的工商事业也日渐没落。1918年前后，森昌火柴厂破产，邓孝然先后又创办过织布厂、造纸厂，但都失利。他还当过成都中国银行的行长。后来，他北上去了东三省，在那里开垦农场，还投机旗产，简直算得上是“屡败屡战”，乐此不疲。晚年，他与兄长邓孝可都举家迁居北京，做起了养蜜蜂的生意。一开始盈利不错，但很快大家一窝蜂地养蜜蜂，供给一多，价格就跌了下来。吴敬琏回忆，邓孝然后来成了邓家子女常开玩笑的对象，邓孝可的孩子每到小伯家作客，就被逼着喝蜂蜜水，喝多就烦了，便开玩笑说，如果蜂蜜能够做鞋油就好了。1933年前后，邓孝然郁郁而终。

    邓孝然生有十子，长女邓友兰，后更名邓季惺，就是吴敬琏的母亲。

    邓季惺（1907~1996年）自幼接受现代教育，先在私塾读书，14岁考入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该校教员中有恽代英、萧楚女、张闻天等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元老。读书期间，邓季惺还与几位相好的女同学结拜成了金兰姐妹，其中两位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1923年，邓季惺和同学吴淑英结伴离家到江南，先是进读南京的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一年后，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预科。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吴淑英的弟弟吴念椿（1908~1931年），他是一个长相清瘦文弱的江南世家子弟。太平天国战乱时，吴家迁至重庆，他的父亲曾开办江合煤炭公司。吴念椿此时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两位花样少年迅速陷入热恋，吴念椿因为爱慕邓友兰，改名吴竹似，寓意“与兰为友，似竹高洁”。一年多后的1925年年底，两人结为伉俪。

    1926年年底，吴竹似大学毕业，先是到重庆受聘于四川军阀、有“四川王”之称的刘湘所创办的《大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