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捷信使服务公司小小的办公室呈现这副光景：一座像是做隔板用的台子，调度员坐在后面，嚼着没点燃的雪茄，操作那台全世界最古老的电话交换机，不时对着耳麦组大喊：“迅捷服务您好。”此外还有一排灰色的金属折叠椅，当下没出勤的信差都坐在那儿，有些像没插电的机器一样了无生气，有些（例如弗雷德·萨维奇和西尔维）正在交谈。远处有一个挂满链条的台子，上面放着一台巨大的古老电视机，随时都开着（西尔维没出勤时都在这儿补看《他方世界》）。有一些装满沙子和烟屁股的瓮，一个冰裂花纹的咖啡色时钟，后面还有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老板和他的秘书，偶尔还会出现一两个充满热忱但看起来不大健康的推销员。此外还有一扇装了铁条的金属门，没有窗户。

    西尔维不大喜欢待在这里。这些光秃秃、点着日光灯、毫不温馨的简陋房间会令她想起太多小时候待过的地方：公立医院和疗养院的等候室、福利局办公室、警察局。在这些地方，穿着破旧衣服的人来来去去，每一张面孔都会被其他面孔取代。幸运的是她不必在这间办公室待上很久，因为迅捷信使服务跟往常一样忙碌无比。她穿着工作靴和运动衫（她告诉奥伯龙说这样穿很像那种白痴少女，但很可爱），一踏上春寒料峭的街道就开始赶时间了，骄傲地在人群中、时髦的办公室和形形色色的秘书间穿梭（有的既严厉又傲慢但却彬彬有礼，有些很邋遢，有些则很和善）。“迅捷信差！”她对他们大叫，毫不浪费时间，“请在这儿签名。”旋即离去，电梯里不是挤满了轻声细语、西装笔挺、正要去吃饭的男子，就是大声喧哗、互相拍背、用完餐正要回来的人。虽然她始终不像弗雷德·萨维奇那么熟悉城中区（每个地下入口、每条通道、每种捷径他都知道），但她确实已有了概念，也找到了一些捷径，可以带着一种她引以为傲的精确度左转右转、上上下下。

    五月初的某一天，早上就下起了雨（坐在她旁边的弗雷德·萨维奇戴了一顶包了塑料膜的巨大软呢帽）。她焦躁不安地坐在椅缘，一双腿跷过来又跷过去，一边看《他方世界》一边等人叫她的名字。

    “那个家伙，”她解释给弗雷德听，“佯称自己是那个小孩的爸爸，但小孩真正的爸爸是另外那个男的，他跟他老婆离婚，因为他爱上了把这小孩撞跛的那个女孩子，孩子就住在这男的盖的房子里。”

    “嗯哼。”弗雷德说。西尔维的眼睛始终盯着电视、一边拉长耳朵注意听，但弗雷德只是看着西尔维。

    “就是他。”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头发油亮的男子，一边喝咖啡一边静静注视着一封别人的信。他端详良久，似乎无法决定自己是否敢把它拆开。西尔维告诉弗雷德说他从四月底挣扎到现在。

    “倘若剧本由我来写，”她说，“剧情就会更热闹曲折。”

    “我一点也不怀疑。”弗雷德说。此时调度员大喊：“西尔维！”

    她一跃而起，眼睛却没离开屏幕。她接过调度员的单子，随即往外走去。

    “再见啦！”她对弗雷德和最后那张椅子上一个穿着外套、戴着帽子却毫无反应的人说。

    “会更加曲折是吧，嗯哼。”弗雷德说，还是只看着西尔维，“现在我可不怀疑了。”

    取货地点是一间饭店的豪华套房，位于一栋高耸的钢骨玻璃大厦内。大厅装饰成热带风格，附有一间英式牛排馆，人们忙进忙出，但这不自然的欢乐却藏不住底下那股冰冷的、甚至有点阴险的气氛。她独自搭乘一台铺着厚地毯的电梯上楼，一路上都很安静，只有扩音器传出来的不知名音乐。电梯门在十三楼打开，结果西尔维当场吓得哇哇大叫，因为面前就是一张罗素·艾根布里克的巨幅彩色照片，浓浓的眉毛下方是一对清澈的眼睛，脸颊上的红胡子几乎快要一路长到眼睛旁边，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