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时居上游方镇之任者也是士族。吴郡陆逊为荆州牧二十余年，赤乌八年（245年）卒官后，子陆抗领父兵镇柴桑，又都督西陵等处。陆抗于凤凰三年（274年）卒官，诸子晏、景、玄、机、云又分领父兵据于上游。终孙吴之世，陆氏三代为吴西境疆臣，镇上游，抗强魏，为朝廷所赖，而没有引起吴国内部的荆扬之争，象东晋所发生的那样。
上下游的关系在东晋与在孙吴之时如此不同，我认为原因之一，是东晋士族力量远远超过孙吴士族力量，而东晋皇权又远远弱于孙吴皇权。这种情形一目了然，无待申论。原因之二，是东晋时江州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孙吴之时，基本上能够支撑荆州并维持上游地区相对独立的需要；而且梁州基本上在东晋之手，足以从北方屏蔽上游。这一点须略作说明如下。
东晋时的江州，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据《晋书》卷八一《刘胤传》：“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商旅继路，刘胤为刺史，“大殖财货，商贩百万。”江州地境辽阔，兼括今江西、福建之地，农业渐趋发达，粮谷充实。《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到东晋仓储时说：“其仓，……在外有豫章仓（案在今江西南昌）、钓矶仓（案在今江西都昌）、钱塘仓（案在今浙江杭州），并是大贮备之处。”《通鉴》宋孝建元年一月胡注：“钩圻（案当即钓矶）米，南江（案即赣江）之运所积也。”豫章、钓矶二仓得比于盛产粮食地区的钱塘仓，可见江州粮储之富。苏峻乱后，刘胤传谓“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据《晋书》卷七五《王述传》，王述谏阻庾翼移镇乐乡之议，亦曰：大军如屯驻乐乡，则“江州当溯流数千，供继军府。”这就是说，江州运漕既要资给下游建康，还要供应上游军食。回顾孙吴时期，孙晧于甘露元年（265年）由建业“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
江州多流民，丰粮谷，又居荆、扬之间的军事要冲，地位非常重要。所以《通鉴》宋孝建元年说其地“甲兵所聚”，《桓冲传》说它是“一任之要”，《刘胤传》则说是“国之南藩，要害之地”。江州若合于荆州，上游就更能自主，从而对下游的优势也会加大，建康将感到威胁。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荆州方镇将难于独立，有可能受制于建康。因此，当庾亮自豫州徙驻荆州以后，他与王导之间争夺对江州控制权的斗争，就成为政局的焦点所在。江州的争夺，肯定是在激烈地而又并不大事声张地进行着，史籍上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我们只有从各种迹象中钩沉索隐，才得以约略窥见庾、王关于江州争夺事件的梗概。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