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检方提出的其他物证包括了“松井蔚”的名片、被夺走的支票背面留下的笔迹，还有被告欠缺不在场证明、案发后来源不明的金钱收入，以及有目击者指证其长相酷似凶犯。但认真说来，这些都算不上能够明确指认平泽为罪犯的证据。

    劫匪袭击帝银的前一年，也就是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十月十四日，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出现的那张松井蔚的名片是真的。此外，昭和二十二年的春天，被告平泽也的确在青函交通船上和松井博士交换过名片。但即便如此，没有任何证据能断定安田银行出现的那张松井的名片就是平泽拿到的那一张。事实上，虽然细心的松井蔚记录下了所有曾与他交换过名片的人，但还是有十七张名片下落不明，成了所谓的“问题名片”。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出现的那张名片，说不定就是那十七张问题名片之一。

    至于支票背后的笔迹，检方推断是被告从帝银椎名町分行抢走支票后写下的，但在与平泽的笔迹加以比对后，鉴定专家给出的结论似乎欠缺绝对的客观性。甚至其中还有一名鉴定专家说那不是平泽的笔迹。“可能”终究不等同于“绝对”。

    劫匪的长相方面，虽然有多名证人宣称很像平泽，但这一点也缺乏绝对性。还有不在场证明，也令人怀疑是捏造的。案发后被告平泽得到一大笔来历不明的金钱这一点虽可被视为“证据”，但也只能算环境证据，不能视为直接证据。

    在此，我不打算再评价被告平泽这个人，之前写《小说帝银事件》时，该讲的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况且我也没那个耐心将繁琐的调查内容与审判过程再次一一记录。在那篇小说出版以后，市面上又出现了一两本主张平泽无罪的书籍。如果读者想知道详情，建议不妨直接看看那些书。

    接下来我要写的，是以新的观点来检视上次拙稿没谈完的疑点。换言之，就是警视厅负责调查此案的主力为何会中途转到本来只是候补的居木井警部补所带领的名片小组？警方碰上了什么障碍？障碍的真面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这次想要探讨的主题。

    帝银事件的经过之前曾多次详述，所以此处只简述。

    昭和二中三年（一九四八）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左右，现身帝银椎名町分行的中年男子，臂上戴着附有东京都政府标志的臂章，谎称附近发生集体痢疾（dysentery），奉进驻军之命，全体都得服用预防药，于是骗吉田代理分行长在内的十六个人喝下毒药。曾见过犯人的代理分行长吉田武次郎侥幸逃过一劫，对当时的情况供述如下：

    我要报告在银行被骗服毒的经过。今天下午四点左右，银行结束柜台业务，我正在处理内部营业事务之际，一名年约四十五六岁，身穿西装，左臂戴着白底附有东京都红十字标志臂章的男人，推开分行大门旁边的小门走进来，取出一张名片说：“我是东京都派来的，分行长在吗？”我说：“分行长不在，我是代理分行长。”那个人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东京都卫生课暨厚生省厚生部医生·医学博士”。但姓名我不记得了，于是我把那个人从门口带进办公室，让他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接着那男人说：“老实说是这样的，长崎二丁目的相田一家在饮用过门前水井里的水之后已有四人相继患上痢疾，想必已报过警了。GHQ的霍特克中尉接获报告以后认为事态严重，命我先行赶来，他随后就到。经过调查，发现那户人家今天有人来过这家银行，霍特克中尉稍后就会带领消毒小组赶来，在进行消毒之前，我要请你们先服用预防药。”我听了便说：“你们的动作好快。”那人说：“因为医师诊断后就直接通报GHQ了。”

    接着那个男人又说：“部队马上就来，你们先把药吃了吧，这是来自GHQ的特效药，效果非常好。”说完拿出一个宽一厘米、长五厘米的医用金属盒，行员们便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