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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任何一位当代人欲写作20世纪历史,都与他或她处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不同。不为别的,单单就因为我们身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过去的时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须)由外向内观察,经由该时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资料,或依后代的史家撰述为凭。作为本书作者,本人一生的经历,恰与本书讨论的大部分时期重叠。其中多数时候,从青少年岁月开始,一直迄今,我对公共事务均极敏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以一个当代人的身分,而非以学者角色,聚积了个人对世事的观感与偏见。也正是因为这种缘故,这一辈子作为学史之人的学术生涯之中,多数时间,我始终避免将亲身所处的从1914年以来的时代当作研究题目。不过我倒不回避以其他身份,对这个时代发表见解。“本人的研究专期”——借用史学界的术语来说——乃是19世纪。但在此刻,我却觉得已经可以从某种历史角度,对1914年以来到苏维埃年代结束之间的“短促二十世纪”(ShortTwehtury),进行一番观察。有关这段时期的学术文献及档案史料,历来已经在人数同样盛大的本世纪历史学者努力之下堆积如山。但是作者对这个时期的认识,除了极少处偶尔引用之外,却不是根据这些纸上来源。

    关于目前这个世纪的史料如此浩瀚,绝非任何一己之力所可窥其全貌,甚至仅限一种语言也不可能。我们对这段史实熟悉的程度,绝对不可能如同——比方说——研究古典文物制度或古拜占庭帝国(ByzantineEmpire)的史学家们,对那漫长年月里写下的片纸只字,以及一切有关那漫长年月的著作论述所认识得那般深厚。然而即使有此作为借口,本人对这个时代的认识,若以当代史学界的博学功力判断,也实在有失零星片断。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只有向那些特别尖锐、最有争议的题目之中深入挖掘——比方冷战史实或30年代历史——以满足我自己的要求为止;也就是说本书所陈列的观点,都能在专家研究的明察秋毫之下站得住脚。当然,我的企图不可能完全成功。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一定暴露了我的无知,以及某些具有争议的论点。

    因此,本书的立足基点,看起来自然有几分奇特不平衡。它的资料来源,除了多年来广泛芜杂的多方阅读之外,并有本人在“社会研究新学院”(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执教时,在研究生课堂上讲授20世纪史所必须涉猎的各种著作。除此,我也以一个亲身经历“短促二十世纪”者的身份,累积了许多个人对当代的知识、回忆及意见,亦即扮演社会人种学家所谓的“参与性观察者”的角色,或者索性归之于一名周游过许多国家、并且随时张大眼睛四下观看的旅行者身份,也就是我的祖先称之为“好管闲事之人”吧。这一类经验的历史价值,其可贵并不在我身历其境、亲临重大的历史现场;也不在于我知晓、甚或亲眼见过创造历史的大人物或政治家。事实上,根据本人偶尔在这一国或那一国(主要以拉丁美洲为主)扮演新闻工作者四下打听的经验发现,与总统或决策人士进行交谈,往往无甚收获。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物多是为公开记录发言。真正能带来启示光亮者,是那些可以、或愿意自在谈话,并最好对国家大事没有负担责任之人。不过,能够亲自认识人、地、物,虽然难免有主观误导之嫌,却也使人获益匪浅。也许单单是30年的光阴过去,亲眼看见同一个城市今昔之比——不论是西班牙的瓦伦西亚(Valencia)或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就足以使人惊觉本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之中,社会变迁之迅速与巨大。又或许是几句多年前的对话,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却深藏在记忆之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所用。如果作为一名史家,能够将这个世纪整理出一点意义,多半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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