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本人时时观察聆听的结果。希望以此所得的一点心得，可以经由本书传送给读者一点信息。

    本书写作的来源，当然也少不了我的诸位同事、学生，以及其他在本书写作之际，被我强行打扰的任何一位。在某些方面，欠下的人情自然很多。有关科学的篇章，承蒙我的朋友艾伦·梦凯（AlanMackayFRS）及约翰·梦达克斯（JohnMaddox）的校正，艾伦不但是一位结晶学的权威，而且更如百科全书般博闻强记。经济发展方面的部分文字，有我在“新学院”的同仁，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兰斯·泰勒（Laaylor）亲自校读。更多的地方，则有赖大量阅读论文、聆听讨论，并在“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InstituteforDevelopmentEicResearchoftheUNUy，UNU/WIDER）举办的多项总体经济问题研讨会上，仔细竖耳倾听获得的心得。这个位于赫尔辛基（Helsinki）的研究机构，在贾亚瓦德纳博士（Dr．Laljayawardena）的领导之下，已成为国际一大主要研讨重地。整体而言，本人以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ellDouglas）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这家令人仰慕的学术机构停留的那几年夏天中，所获裨益实在匪浅。这个协会以其接近苏联的地理之便，兼以其对苏联最后几年事务的学术关心，让我得到直接感受的良机。对于我所请教的人士的建议，虽然在此并未一一采纳；如在我笔下呈现谬误，也是作者一人之过。从同仁之间的研讨会上，我也受惠良多，学术中人在这类场合会面，主要是为了彼此挖掘知识。但是本人正式或非正式请教过的同仁如此之多，不可能一一在此致谢。甚至从我有幸执教的新学院各国弟子之中，也随带获得了许多真实资料，在此也无法分别列出。不过其中我要特别感谢厄古特（Ferda）及朱尔卡（AlexJulca）交呈的学期报告，大大扩展了我对土耳其革命及第三世界移民与社会流动的视野。我也要感谢学生吉塞克（MargaritaGiesecke）所作《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APRA）及1932年秘鲁真理城（Trujillo）叛乱》的博士论文。

    随着时间愈接近现在，20世纪史家的工作愈得求助于两项资料来源：一是报刊，一是统计调查报告。前者包括每天的日报或定期刊物，后者包括由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搜集举办的各项经济及多方调查统计。伦敦的《卫报》（Guardian）、《财经时报》（FinancialTimes）、以及《纽约时报》（NewYorkTimes）自然是我要感谢的三家大报。至于联合国及其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各种刊物，也为我提供了无数宝贵资料，谨在书目中一一敬列。而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虽然在实际活动中它全然失败，但是国联在经济事物调查分析上所做的无价贡献，尤以其首创的堪称为最高峰的《工业化与世界贸易》（IndustrializationandWorldTrade，1945），却值得我深致感谢。上述一切都是着手进行任何有关本世纪经济、社会、文化等变迁的讨论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来源。

    本书所叙各项内容，除了明显属于作者个人的判断观点之处，其余便只有恳请读者包涵，完全以信任作为原则了。作者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在这样一本书中引经据典，或显露任何卖弄学问之嫌。下笔之际，我尽量将参照引用的地方，局限于实际原文以及各项统计量化数据的原始出处——有时候来源不同，数字亦有差异——偶尔也引用一些出典，以佐证某些可能会令读者觉得不比寻常、意想不到、或不甚熟悉的陈述文字；或作者本人某些具有争议性的看法，也需要一点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