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计划，还都是极为核心的人物。这批邮船公司员工既没有历史学家，也没有作家，却要搜集日本方面的记录，编纂官方日本战史。另外，从威洛比在面对《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克拉克宏时一口否认曾编过这种战史可看出，他们那时的工作被列为机密，严防世人知悉。（怀尔兹）

    威洛比会否认，是因为当时有人指责编纂战史是为了彰显麦克阿瑟的个人功绩。

    无论如何，服部卓四郎还是完成了探讨日本战败原因的《大东亚战争史》，全四部。可是，荒木小组在耗费了庞大的人力、财力与时间后，却以成果不尽理想为由，拒绝将资料公之于世。难怪怀尔兹会说“历史课的工作其实是整理苏联的作战情报”。

    原本应该遭到放逐的军人不仅成为GHQ的雇员，当初率先遭到放逐的特高相关人士竟也受到他们的雇佣，命运得以起死回生。

    马克·盖恩在《日本日记》中曾提及去山般县酒田的情形。

    盖恩和当地分局长的对话如下：

    分局长：“我只是一名小警察，不认识特高警察。警局里虽然有特高组，但组长是县政府派来的人。”

    盖恩：“那人怎么样了？”

    “被放逐了。是九月二十三日的事，特高的人全都被解雇了。”

    “那个人现在在哪里？”

    “你看，门口不是坐着一个男人吗？就在美军步哨旁边，他就是原来的特高组长。”

    “那他现在在美军宿舍做什么？”

    “他负责联系美日双方。九月二十四日就接获任命了。”

    “其他特高成员呢？”

    “这个局里本来有六个人，其中三人现在在联络处替美军工作。”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了罗伯特·B.特克斯塔的《日本的失败》这本书中。

    一九四六年，在我所任职的县市邻县任职的队长告诉我，他有一名非常“珍贵”的部下，专门替他处理最重要的任务，此人原本是有恐怖组织之称的日本秘密警察组中的高阶警官。分队的某队员曾惊叹地表示：“这名前秘密警察对县内的大小事情了如指掌。分队长有这名得力下属相助，就连新政派占领军与日本人的接触都能仔细监控。”

    面对持有“放逐”武器的GS，G2端出了CIC这个“谍报”武器来对抗。因此，雇用干练的前特高警察任下级雇员来搜集情报也不足为奇。在此，美方占领日本后，首先遭到放逐的特高组织不知不觉已纳入G2麾下，被重新组织了起来。

    现在言归正题，遭到放逐的政治家们，不可能忽视的动向。他们很快就注意到G2与GS的对立状态，进而发觉这是美方管理日本的政策本质。随着美苏对立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场合日渐明显，似乎使他们确信跟着G2走才是正道。

    这些政治家最后发现，能逃过放逐令的最好方法就是讨好G2（他们是指定名单里GS的死对头），借此打败GS那帮人。纵使他们躲不过被指名放逐的命运，也要在其他方面——也就是本质上——确保享有未被放逐时同样的权利。

    起初，的各单位纷纷各显神通，企图放逐更多日本人来博取麦克阿瑟的欢心，各单位都想让麦克阿瑟看到他们在多么勤奋地工作。因此，渐渐的，即便是放逐范围之外的人也被纳入名单中，原因就是想在麦克阿瑟面前“争取印象分”。

    不值得被放逐的人也被指名，因此人人自危。相较之下，原本被指名的大人物却通过上述种种关系躲过了放逐。占领军队对“指名放逐”的无知，导致他们只能惩罚无力的小人物，狡猾的大人物却继续为所欲为。

    在此，笔者无意也没兴趣讨论放逐政治家与官僚的内幕。如果读者想了解这方面的事，可以找一些过去出版的书籍来读。我只想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