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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去,固然是为了预防军部抬头和掌权的国家思想死灰复燃,但同时也想通过放逐来惩罚那些名义上说是“误导日本民众”,其实就是发动反对美国行动的倡导者。对战犯施行绞刑就是惩罚的极致表现。

    不过,放逐的意义——正如后面提到的——之后出现了大幅度转变。到那时已不是“惩罚”了,而是更加明显的“预防措施”。

    换言之,这次的目的不是为防止军部拾头或国家思想复活,而是反过来,要预防俄罗斯及中共的“同路人”扩大势力。或者说把重点放在了及早除去可能妨碍对苏作战的因素上。

    麦克阿瑟的放逐行动最初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日本的秘密警察组织,把一九四〇年以来,曾任警界高层的山崎严内相及其他高阶警官全数罢免。这项命令在十天之内实施,总共罢免了四千九百六十名内务省官员。然而不知基于什么理由,这项放逐行动在旧军部的上层阶级中进行得并不彻底。这一点后面再解释。

    GHQ的首脑当初并不清楚究竟该把谁赶下来。

    计划者自己对究竟该达成什么并没有明确的想法。此外,也没有人知道该把谁赶走。而在定义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指导性及有力者之际,就产生了极大的分歧。等到麦克阿瑟接获进一步命令,必须赶走所有未将日本经济导向和平的重要财经人士时,这种不确定就更明显了。(摘自H.E.怀尔兹[哈利·埃默森·怀尔兹(HarryEmersonWildes),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所著的《东京旋风》——以下简称怀尔兹)

    首先,GHQ要求日本政府拟出经济、新闻、出版、广播、戏剧等各界的超国家主义指导者名册。十月七日的指令中又要求交出超过一千二百五十个政治团体的全员名册。这种做法使放逐计划I拖一延得比预期更久。因为,日本政府漏掉的名字被逐一发现。据审查委员之一的岩渊辰雄表示,日方希望尽量自行决定战犯并予以惩罚,遂选出三千名合适人选,把这份名册呈交给惠特尼。没想到惠特尼竟大发雷霆,嫌名册上的人数太少。据说惠特尼还骂说在德国颁布同样的放逐令以后,有三十万名纳粹遭到放逐,日本就算不能超过三十万人,至少也该放逐足以匹敌这个数字的人才行。

    “谁也不知道究竟放逐了多少人,那份记录报告原本就不完整,保管情况又不佳,绝大部分都在一场民政局官员直呼不可思议的火灾中被烧毁了。根据惠特尼的正式报告,一九四八年六月,针对七十一万七千四百一十五人进行资格审查后,总计有八千七百八十一人遭到放逐,另外还得加上十九万三千一百八十名军人。因害怕被放逐而主动离职者估计有十万人。”(怀尔兹)

    放逐行动不只发生在中央,随着新宪法的制定与地方制度的改革,从县长到市镇村长和地方议会,放逐令逐步扩大使用范围,甚至连小助理、出纳员、农业用地委员都列入考察范围。

    此外,放逐行动光这样还不算完,昭和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从官方扩大到公共活动。公益团体、报纸杂志出版、电影、戏剧等各种表演团体、传播公司乃至所有报道机构都被纳入适用范围,对象多达两百四十个,有经济相关者两百五十人、新闻相关者―百七十人遭到放逐。继而连三流报社和五流出版社都被纳入,这些原本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旁观财政界放逐行动的圈子,如今也意外地掀起放逐旋风。此外又添加了一项新规定,那就是严禁遭放逐者三代以内亲属担任公职。

    根据《朝日年鉴》(昭和二十四年版)记载,到昭和二十三年五月一日为止,总计有十九万三千一百四十二人遭到放逐。

    放逐行动居然波及三代以内亲属,就连罪大恶极的罪犯都没受过如此待遇。但惠特尼却对抗议声充耳不闻。因为惠特尼接到密信,发现那些被放逐的人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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