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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眼的人列入黑名单中一并铲除。虽然GHQ的新闻课课长殷波登曾发表言论说这项指令被放大解释了,但对大部分经营者来说,不必引发任何纷争便可让“眼中钉”乖乖离职,也就乐得把这项指令视为珍宝。而在主管的劝告下改变主意的人则可以继续留下。不久前还握着某人的手大加鼓励的女部长,自从放逐令发布以来,便突然对人不理不睬。此外还有人因为“协助”拟定名单工作而升官变成组长的。

    面对这种情形,工会方面大致没什么反抗,甚至还有报社工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一、遵从占领政策;二、根据现有的资料判断,这次的处置应为不得已。”新闻界的劳工联盟虽然召开了驻东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却在会上爽快地认可:“这次的处置是秉承抵制激进派素来抵抗民主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加上其对朝鲜目前局势所表现出的态度,我们认定,这次活动并不是为了钳制民主主义和新闻言论界的劳工运动。”不管工会的反应如何,他们都无法抵抗这沆重的压力。

    工会这种不抵抗态度,必须结合当时劳工运动的情势来研究。国铁发动定员法[日本政府于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施行的法令,将政府机构的名额固定,超出编制的人员必须裁撤],并公布第一批开除名单,工会正要发起抗争之际发生下山事件[昭和二十四年,失踪的国铁总裁下山定则被人发现陈尸于常盘县凌濑车站附近,由于总裁当时宣布大量裁员造成工会激烈抗争,在自杀或他杀不明的情况下,种种阴谋论对工运造成极大打击];紧接着,第二批开除人员名单公布后又发生了三鹰事件[昭和二十四年,中央线三鹰车站内的无人电车突然冲撞出轨,造成死伤,检方怀疑是工会中的激进分子为了抗拒国铁裁员所做的计划性犯罪并予以起诉,后来法院裁决为非共产党员的单一犯行]和松川事件[昭和二十四年,东北本县松川车站附近发生列车脱轨翻车,被视为工会的共产党员抗拒裁员之举,一审和二审都判决有罪,但最后发现被告的自白为虚构,因此最高法院裁定无罪]。由于被渲染得对工会方面不利,导致劳工遭到其他阶级的孤立,瓦解了抗争态势,政府得以强行进行期待中的行政整顿。相反地,工会的抗争却退潮了。虽然日立接着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反对企业整备抗争,但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也使得工会运动再度衰退。这段期间,产别[全日本产业别劳动工会会议的简称,是各种产业别工会基于共同抗争而组成的全国组织,也是二次大战后劳工运动的核心]旗下各有力工会内部的“民同”[民主同盟派的简称,工会运动中的右派]势力窜起,加速了工会组织的分裂。民同派的有力工会相继脱离产别,最后结成“总评”[日本劳动工会总评让议会的简称],产别完全失去主导权,萎缩为无力集团。劳工运动的这种状态,令日本政府和占领率更有信心强行推动清共行动。

    此外,激进派对这次清井行动几乎毫无作为,这也是造成抗争意愿低落这一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

    在这段清共斗争期间,激进派的内部斗争也在以最拙劣的方式不断上演。不仅未能将斗争组织化,反而将大众抗争的努国化为流水。(摘自齐藤一郎所箸《战后日本劳工运动史》)

    于是,在这种背景下,特审局又在拟定清共名单这件事中插了一脚。特审局原本是昭和二十二年由内阁调查局演变而来的,是负责审查放逐者资格的审查机构。起初成立的目的纯粹是依照占领方针,对秘密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团体——或称反民主团体——与个人进行调查。没想到,团体等规制令一出现,特审局便私自扩大其解释,称反民主主义团体中包含左派,便逐渐将矛头转向左派势力。

    这里拟出的清共名单是以这个团规令所交出的名册为主,包含亲共派名单,并在各个政府机构进行调查。据说连经济安定总部生活物资局局长东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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