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家，被解雇的员工总数超过七百人。（《新闻协会十年史》》

    GHQ对报纸的监视之前就已有些征兆。昭和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发动了一场反对公安条例的示威游行，谁知参加这场示威的东交工会成员桥本金二突然从建筑物二楼坠地身亡。而共同通讯社在报道这则新闻时，特意在照片上画了一条从二楼到地面的虚线。由于这篇报道明显是在暗示警察的暴行，使得GHQ大为愤怒。当下认定这是社内的激进派在搞鬼，遂把包括理事长伊藤正德在内的东京各大报社代表通通叫去，作出严厉警告。结果，共同通讯社把九名激进派领导打入冷宫，从编辑部调至资料室等地。后来伊藤正德自己也在GHQ的施压下被赶出共同通讯社。这些都是日后清共行动的伏笔。

    在可议的清共行动一齐展开的数天前（《赤旗》停刊后的第一个星期），CIE召集各社首脑，下达“立刻将社内激进派及其党羽解雇”这项重大指示。各社接获通知后，共同约定于二十日下午三点一齐发布解雇通知。

    这对工会来说非常出乎意料，虽说事前隐约已有预感，但工会还是大为震惊。部分勇敢的女性员工面不改色地接过解雇通知，还针对革命后日本的未来慷慨陈词，叫大家趁早觉悟；也有些男性员工苦苦哀求，直嚷着自己不是激进派，要求收回成命——这正是我在某社看到的情景。不过，被解雇的人虽然拿着解雇书当面质疑，或跑去找工会商量对策，要求公司给个说法，却都只换来一句：“现在什么都不能说，等时机成熟，自然会告诉你的。”有些公司甚至还请来便衣或制服警察在一旁待命，时间久了就强迫赶人，不肯离开的会被警察强行拖出去。（摘自赤泽新一所著《新闻界掀起赤色旋风》，刊于《文艺春秋增刊》昭和二十七年十二月号）

    不只报社，其他产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不过资方接获指令后短短四天内就拟好了解雇者名册，动作之快令人惊叹。因此有人推测，这份激进派及党羽名册一定是事先就拟好的。

    关于这份名单的拟定，可说因社而异。有些公司是将资方、GHQ和特审局三方提出的名单加以比对之后挑出共同人选，也有公司并非如此。当时，激进派要按照团体规定登记身份，因此很容易率先肃清。这是由特审局长官提供的，因此也可说是特审局的名单。GHQ的指名大致也是由特审局提供的。

    此外似乎还进行了不记名检举。凡是被单位主管盯上的人都将被列入黑名单，在工会活动中发表过“偏激言论”的都在名单之内。

    有些人就算没那个意思还是被列进了名单。据说宣布名单时不仅当事人错愕不已，其他人也都感到惊讶。但无论如何，被指名的人不容分说都会被赶出去。

    十年前的七月二十九日，东京正下着小雨。在那场雨中，我和二十名同事一起被赶出共同通讯社的大楼。经营者还叫了警察，强迫我们离开。几十名螫察将我们团团围住，恐吓我们如果不走就要动用武力。走出去的街道两旁也都成排地站着螫察，曾经并桌而坐的同事只能从人缝中挥手向我道别。走出大楼后，我又在雨中走了一阵，紧绷的情绪才开始慢慢放松。浑身湿透走在路上的我，犹如一条丧家之犬。（摘自小琼广胜所著《思想》，昭和三十五年八月）

    此外，有些人只因为一点小事便被指名放逐。指控曾购读《赤旗》还算说得过去，有些人只因为家里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就被烙上激进派的烙印。也有些人是因为家中有拥护激进派的弟弟，导致高居课长一职的哥哥要被公司开除。还有人是因为在职工大会上批评过上司而遭到放逐。这些放逐行为全都建立在“这是占领军的指示”这种“凌驾于司法之上”的绝对命令上，所以当事人无法作任何抵抗。

    可想而知，对经营者来说，也想趁机把平时热衷于工会运动或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