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是一个很古怪的人。他的性格比大多数人的要矛盾得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居然同时存在着这么多相互矛盾的特性，让人十分惊讶。这些特性没有任何协调之处。他既有突出的优点也有严重的缺点。他生性机敏、感情丰富、缺乏自信、才华横溢，工作起来十分勤奋，面对危险镇定勇敢，待朋友很好，且极富创见。他的偏见荒唐可笑，他的目标无甚价值。他非常多疑（因而也容易受骗）、气量狭窄、严厉无情，一点也不尽心，虚荣得近乎愚蠢，耽于酒色却毫无情趣，放浪形骸却毫无激情。可是我们之所以知晓这些缺点，是因为这些都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司汤达并非职业作家，甚至谈不上是个文人，但他笔耕不辍，而且所写的几乎全是关于自己的事情。多少年来，他都在记日记，其中大部分保留至今，很明显，他写日记时无意将之出版；可在他五十出头的时候，写了一部长达五百页的自传，但只写到十七岁的时候。这部自传，尽管一直到死都未曾修改，却是有意出版的。在书中，他有时会拔高自己，声称做了其实并未做过的事情，但总体而言还算真实。他没有偷懒，我估计凡是读过这几本书的人（这些书确实不好读，因为有些部分枯燥无聊，经常翻来覆去的），都会扪心自问：假如让我如此坦白地暴露自己，是否会有更好的表现。

    司汤达去世的时候，只有两家巴黎报纸报导了此事，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梅里美）参加了他的葬礼。他似乎要被人们完全淡忘掉了；事实上，要不是两个忠实的朋友费尽周折，成功说服一家重要的出版公司发行了他的主要作品，他确实会被淡忘。虽然影响力很大的批评家圣伯夫专门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可是公众仍旧不感兴趣。这也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圣伯夫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司汤达早期作品的，而这些作品，与他同时代的人都未曾注意，而后人已决定不予理睬，而在第二篇文章中，他依然保留了对司汤达的游记《罗马之旅》和《旅人札记》的褒奖，但对其小说却毫无兴趣。他断言其故事人物都是些木偶，虽塑造巧妙，但一举一动却暴露出内在的机理；他所批评的情节描述也确实可信度不高。司汤达还在世的时候，巴尔扎克曾经写过一篇赞誉《帕尔马修道院》的文章；圣伯夫写道：“很显然，本人实在无法分享巴尔扎克先生对《帕尔马修道院》的热情。实际上，作为小说家，他希望人们把他写成什么样，他就把贝尔写成了什么样”；稍晚些时候，他又颇为恶毒地说出，在司汤达死后，人们在其遗稿中发现一份文件，记录了他曾送给或是借给巴尔扎克三千法郎（对巴尔扎克而言，借款永远等于是馈赠），以此来收买对方的颂词。对此圣伯夫引述道：“荣誉之中混杂着不光彩的纠缠。”或许他无须如此苛求对方：他自己的那两篇文章就是收了出版商的钱的，而他所写的有关司汤达表兄皮埃尔·达鲁（此人作为作家的唯一声望来自对贺拉斯的翻译，并撰写了一部九卷本的威尼斯史）的两篇文章，也是受其家人所托为表孝心而作。

    司汤达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作品将得以流传，但他估计要等到1880年，甚至1900年，自己才会获得应有的评价。面对同时代人的忽视，很多作家都相信，后人会承认自己的价值，借此来自我宽慰。然而事实却往往不是这样。后人都忙忙碌碌、疏忽大意，而当他们真的关注过去的文学创作时，也只会在当时曾经获得成功的作品中寻觅。一位故去的作家，生前备受冷落，而后来却被从故纸堆里重新挖掘出来，这种几率堪称微乎其微。就司汤达而言，则是由于一位教授（否则也不为人知）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座上热情称赞他的作品，恰巧在他的学生当中，又有一些聪明的年轻人日后都成了名。他们在阅读司汤达时，从中发现了一些符合当时思想气候、在年轻人当中盛行的观点，于是便成了他的狂热崇拜者。其中最富才华的当属希波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