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宫中藏书增长很慢。后来清朝在编修各种类书中，通过多种渠道征集图书，使藏书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

    对于学术与文化，清政府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控制。首先，提倡尊崇孔子与程朱，既以此限制人民自由思想，又以此来缓和与汉族知识分子的矛盾。康熙时，重刊《性理大全》，编印《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重用所谓理学名臣李光地、汤斌等。康熙、乾隆二帝都亲自到典阜祭祀孔子。尤其是乾隆皇帝，前后祭孔竟达九次之多；其次，查禁对清朝不利的书籍，如宋人攻击女真、明人涉及清朝先祖及有关忌讳之书，依照情况，或部分抽毁或全部销毁，乾隆三十八—四十六年(公元1773—1781年)八年间共收缴书板67000多块，全部焚毁。再次，大兴文字狱。最著名的是《南山集》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撰《南山集》，多采方孝标《滇黔纪行》中所述南明事获罪。戴名世被杀，其时方孝标早已死去，竟令开棺戮尸，被株连杀死的100余人，流放的达数百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下，相应地有两种情况出现：一方面不少学者因怕触犯时讳而避免接触现实，于是考据学大盛；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为控制臣民思想、笼络知识分子，寓禁书于修书。从康熙帝起多次下令编纂各种书籍，著名的有类书《渊鉴类函》450卷，辞书《佩文韵府》444卷，诗总集《全唐诗》900卷，还编大型类书《古今图书汇编》，后经雍正朝重修，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其中最大的当属《四库全书》。在编修这些图书的过程中，征集图书。如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正月四日，颁发征求图书的谕旨，规定了征书范围与办法。在乾隆帝的亲自督促下，安徽学政朱筠率先行动，访得遗书，献给朝廷，随后各省相继行动。乾隆三十八年，征书活动全面展开。藏书家及经办征书的官员一怕文字狱，二怕政府无信，背弃归还原本的诺言，所以在一个时期所得图书不多。针对这一情况，乾隆屡屡降旨，加以解释。说“岂有下诏访求遗籍反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申明“即有忌讳字面，也与藏书人并无关涉”。针对怕借走不还的顾虑，乾隆帝规定各家献书所到之日，在书的封面上加盖翰林院图章，注明进书年月、官员、图书主人。并依此另造一册，逐一登记。待发还之日，按册与所献之书各项核对。如有交发不明，唯督抚是问。由于实行这些措施，所以在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五月以后，大批图书到达北京。为了促使藏书家献出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书，乾隆帝规定了一些颇具吸引力的办法，推动了整个献书活动。乾隆的办法主要有三个：一曰皇帝题辞。规定献书百种以上者，择其精本，请皇帝阅览，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并将此书先交书馆录抄，再将原书发还。二曰赏赐图书。当时几部官修大型书籍刚刚问世，社会上还很难得到。乾隆遂对浙江鲍士恭、两淮马裕等四家进献图书500种以上的藏书家各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其他进百种以上的赐《佩文韵府》一部。三曰《总目》留名。乾隆三十九年七月规定，凡献书人收藏达百种以上者，可称之为藏书家，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之后。由于实行了上述三个办法，满足了藏书者的心理与嗜好，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献书的积极性。至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各地到京图书多达一万种以上。这是我国古代征书最成功的一次，极大地充实了国家书库。

    清袭明制，没有设立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但南北七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除翰林院、国子监皆有藏书外，国家图书多置于宫廷之内，由内务府有关机构管理，故称内府藏书。内府图书分藏各处：皇史宬〔g成〕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内阁专收过去明朝的文献、档案及历朝实录；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设有修书处，所刻之书皆在此保存，这类书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