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女词人李清照(公元1084—1151年)与其丈夫赵明诚(公元1081—1129年)亦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藏书家。赵明诚、李清照二人省吃俭用，搜集图书，将许多亡书逸史与少见之书借来，自己抄写下来，妥加收藏。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为避金人骚扰，李清照夫妇南下时只将精萃金石、古籍15车南迁。以后，李清照多次逃难，南迁的文物、古籍相继散失。著名藏书家有叶梦得(公元1077—1148年)，字少蕴，江苏吴县人，20岁中进士，历任尚书右丞等官，生平喜好藏书。宋代学者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记载：“南渡后，唯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建书楼以储之，极为华焕”。南宋绍兴初年，枢密院编修官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zhi至〕与他的两个儿子王廉清、王明清共同收藏图书几万卷。王铚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的后裔，其父王萃，也是个藏书家。后来王明清利用其父留下的资料写成笔记《挥麈录》，记载了宋代政事与制度。著名学者晁公武、尤袤、郑樵、陈振孙藏书都很多，他们不仅收藏图书，而且根据自己的藏书分别编成《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为我国藏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元代私人藏书大多为汉人，著名的藏书家有庄肃、元好问、张思明、汪惟正以及契丹族学者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等人。庄肃，字恭叔，原为南宋秘书小吏，宋亡后乡居不仕，聚书八万卷。元惠宗于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诏求遗书，曾派学士危素前往选书，这时庄肃已死，他的后人怕藏有禁书，于是将书焚毁，危素只得图书500卷。元好问(公元1190—1257年)是金代著名文学家，收藏大量图书。金宣宗贞祐元年(公元1213年)蒙古人南下，为了保存图书，把几千册善本藏入夹墙。后来为躲战乱，他将珍贵善本与常读之书1000多册，装了满满两车，由太原启程南渡黄河，到了福昌(今河南宜阳)三乡镇后，因潼关失守，再度南逃，不料途中住宿失火，两车书均被焚毁。史载，张思明藏书亦达37000余卷。元代中书令耶律楚材颇爱藏书，《元史·耶律楚材传》称其死后留有古今书画、金石和遗文数千卷。

    据统计，宋代共有书院719所，北宋只有几十所，南宋有数百所。其中最著名有六大书院，即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苏金坛的茅山书院。宋代各大书院多得朝廷或地方州府赐书与赠书，如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赐书白鹿洞书院，太宗于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赐书嵩阳书院，真宗于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赐书岳麓书院等。南宋孝宗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除获赐国子监本《九经》注疏外，又向各处征书。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潭州守李允为岳麓书院建一书楼，以安置书院藏书。书院一般藏书较多。如曾任南宋秘书监的魏了翁(字鹤山)在家乡四川蒲江设立的鹤山书院，藏书就达10万卷之多。

    元代政府对办书院采取鼓励政策，宋灭元兴，许多汉人儒士不仕，多退而建书院讲学，有的致仕后亦兴办书院，致使书院大兴。《续通考》载元代书院只有41所，实际未记载的数倍于此。据统计元代新建书院211所，复兴的56所，改建的19所，共计296所。元代统治者提倡建书院的目的是把读书人引入读书做官的利禄之途，好受其控制。对于元代书院的藏书，因缺乏史料记载，无从多述。

    随着藏书的迅速发展，藏书的指导原则被提上日程，采集图书则是藏书建设的首要问题。如何使自己采集的图书较全较优是各个藏书机构与藏书家十分注意的事情。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