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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时期藏书大体可分为政府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三个系统。

    北宋接受后周藏书13000余卷,后又陆续从其他地区收缴一些图书。除此之外,北宋初期还在民间征集图书。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炅、宋仁宗赵祯和徽宗赵佶都分别下诏求书,多次按唐朝目录公布国家缺书目录,并规定了优厚的奖励办法:献书多的量才给官,献书少的从优给价;不愿献出的,国家可以借抄。另外,规定各地必须送缴新出版的图书。由于有了这几项实际的措施,北宋的国家藏书增长很快。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最盛时藏书达到6705部,总计73877卷。

    公元1127年,金国攻陷东京(今开封),俘虏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同年,宋钦宗的弟弟赵构即位,第二年定都杭州,史称南宋。北宋灭亡使其160年积蓄的图书损失惨重。所谓“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悉为无有”(王明清《挥麈〔zhu主〕后录》)。

    南宋建立后,当局大力搜集图书。首先搜集北宋以来的实录、会要、国史、宝训等以补全北宋以来的重要典籍。

    南宋政府还注意真迹与善本的收藏,凡献的图书,先交秘书省甄别,确认为善本时方可收下。

    经过南宋政府努力收集,国家藏书骤增到9819部,119972卷。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灭南宋,建立元朝,接收了金和南宋的国家藏书。元世祖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和元惠帝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分别下诏在江南征集图书,但收效甚微。

    北宋初年,国家藏书处有三馆:史馆(掌编修国史、历书及图籍之事)、昭文馆与集贤院(掌管四库图书修写、校雠之事)。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设立了崇文院,作为管理图书的总机构,并以三馆之书充实之。与此同时,还将三馆藏书万余卷,另设书库,称之为“秘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与秘阁统称为“四馆”,是国家藏书中心。此外,政府还在国子监、学士院置有藏书;宫内图书则分藏于龙图阁、太清楼、玉宸殿等处。宋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较高,在崇文院及四馆的人员称之为馆职,四馆的负责人称为直馆事(相当于现代图书馆的馆长),校理、校勘等人员,也颇受朝廷的重视,且升迁比较快。藏书实行分库管理制度,管理书库的人称之为库子。南宋大体上沿袭北宋制度。南宋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正式建秘书省,主管图书典籍,未设集贤院、昭文馆,重要的图书藏于秘阁,一般图书藏于秘书省书库。书库分经、史、子、集库各五间七橱。秘书省统理有关事务。

    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序》所述,元代于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79年)设置机构秘书监,掌历代图籍及阴阳五行禁书。及灭宋平金后,“曲章图籍,皆归秘府①”。元初建立了兴文署,专管印刷出版工作,隶属于翰林国史院,后来撤销。另设有艺林库主管图书典藏工作,隶属于奎章阁学士院。

    宋代因雕版、活字印刷的兴盛,图书印制较易,图书数量大增,使宋代成为我国私人藏书的极盛时期,出现了许多藏书家。曾任参知政事(副相)的宋绶(公元991—1040年)及其子宋敏求(公元1019—1079年)藏书多达三万卷。不少士大夫为便于去宋家借阅图书,往往在他家住的汴京春明坊一带租房住下,由于租房人多,致使这一带的房租比别的地方贵出一倍。曾任秘书监少监(秘书省副长官)的王钦臣,藏书43000卷。江陵人田伟的博古堂藏书37000余卷,宋徽宗下诏求书时,他就献了三馆所缺图书1000卷。宋英宗的兄弟荣王宗绰,藏书多达七万余卷。著名学者李昉(公元925—996年)、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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