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乱前，图书增加十分迅速，隋炀帝正御书只有37000卷，安史之乱前已经达到82384卷。

    唐代的藏书，经安史之乱，“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平乱之后，藏书虽有所恢复，但终究与过去不能相提并论了。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进入两京，图书又损失甚巨。后经大力购集，藏书也仅增为二万余卷。到了唐昭宗时秘书省掌四部书共12库，又增至七万余卷。但这时藩镇割据，京城制置使孙惟晟〔g城〕命军队把藏书处作为军队的营房及娱乐场所，使图书多有残损。加之迁都洛阳又丧失了一半，最后唐代藏书就所剩不多了。

    五代十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又一个割据和混战时期，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五个朝代，南方先后建立10个国家。政治上动荡不定，藏书发展就受到限制。后梁从唐朝接收的图书不足万卷。后唐庄宗李存勖定都洛阳不到两个月，便下令奖励献书，甚至提出献书300卷的平民“特授试官”，并派员去三川(今四川成都一带)征集图书，但收集到的图书不多。后唐定州节度使王都好聚图书，在灭梁之初，他着力收购，聚书达三万卷。但后唐天成四年(公元929年)王都反叛被围，他纵火自焚，连同藏书化为灰烬。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辽军入侵汴京(今开封)，灭了后晋，“自中原辇载宝货、图书而北”，后晋藏书全失。南唐李昪〔bian便〕在公元937年代吴称帝。他在吴国曾主持过礼贤院，聚图书万卷，并广泛求书访书。称帝后，仍然注意图书的搜集，南唐藏书有所增加。公元975年宋军兵临金陵城下，后主李煜吩咐宫中掌管藏书与藏画的保仪(女官)黄氏：“此皆吾所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毋使散佚。”金陵陷落之日，南唐宫中书画遂被付之一炬！在后周与宋的交战中，图书损失也较大。所以到宋灭南唐时仅获图书两万卷。

    隋朝私人藏书不普遍，藏书最多者当属文帝时的秘书丞许善心、炀帝时秘书监柳(上巧下吉)以及刘焯〔zhuo桌〕、刘炫等人。

    唐代由于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特别是纸张的普遍使用和雕版印刷的出现，使唐代的私家藏书有了极大的发展，藏书超过万卷的藏书家就有10余名。这些藏书家多为官宦，当然其中不乏著名的学者，如唐初校雠学家颜师古，“多藏古图画、器物、书帖”。著名史学家、《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家藏书13400余卷。目录学及史学家韦述藏书二万卷，文学家柳宗元家藏赐书就达3000卷之多。唐初高祖的第十一子韩王李元嘉，“聚书至万卷，又采碑文、古迹，多得异本”(《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唐代中期藏书最多的当属唐德宗时的宰相李泌，其藏书多达三万余卷，且多较精美。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一诗中赞曰：

    邺侯家书多，插架三万轴。

    一一皆牙签，新若手未触。

    唐代后期，以苏弁藏书最多，共聚书达二万卷，俗有“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秘阁焉”的说法。当时的藏书家对自己的藏书都非常珍视，一则因为得书不易，特别在雕版印本未盛行时，每书皆需抄缮，耗资费力；二则读书好的可以求官——“学而优则仕”，这点在唐初任江南道巡察大使的李袭誉对其子孙的教诲中就说得十分清楚，他说：“吾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求官。吾没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旧唐书·李袭誉传》)。正因如此，所以当时十分注意图书保藏，不轻易借人。如唐玄宗开元时任监察御史的杜暹教育子孙爱惜图书，他在藏书上都题字曰：“清俸写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yu预〕及借人为不孝。”(周煇〔hui辉〕《清波杂志》)从唐代开始，藏书者一般在自己所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