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局变动较大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秩序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中西交通的发展，各个民族频繁地接触，加之佛教的兴盛，又推动了文化的进步。与此相应，便于书写的楷体逐渐取代了隶书，纸张作为书写材料也普遍起来。所有这些，都使藏书有了较快的发展。

    东汉末，董卓进军洛阳，废少帝刘辩，立刘协为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又逼献帝迁都长安，皇家藏书要跟着搬运。因时局混乱，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所藏之书，散失很多。许多用缣帛写的书卷被军人用做车帷和口袋。余下来运往长安的图书简帛不过只有70余车。仅有的这些图书，在途中又丢失与损坏过半。运抵长安后不久，又遇战乱，使残存的皇家藏书丧失殆尽。

    魏王曹操雄才大略，十分重视图书的收藏，他在征战中就注意收集图书。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军战败吕布，众官收集战利品，“唯袁涣取书数百卷”敬献曹操，深得曹操赞赏。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把袁绍的全部图书收归己有。曹操统一黄河中下游以后，御史大夫袁涣建议曹操收集天下图书。他“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裴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三国志·魏书·袁涣传》)。《后汉书·董祀妻传》记载曹操询问蔡文姬过去家藏图书的情况，并准备派10名文吏帮助记录与整理。蔡文姬说，其父蔡邕有书4000多卷，她能诵忆的400余篇；并自己动手“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可见曹操是十分重视图书的收集工作的。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晋王朝，史称西晋。西晋直接继承r魏的藏书，并注意收集天下图书。咸宁六年(公元280年)，晋灭吴时，王濬进建业(今南京)时，首先“收其图籍，封其府库”，运往洛阳。西晋除将原来魏、蜀、吴三国图书集中外，也获得各地不少献书，凉州刺史张定〔shi时〕就送不少经史图籍至洛阳。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西晋国家藏书分成四部：甲部为经部；乙部为诸子；丙部为史书；丁部为诗文集，共有29945卷。

    西晋后期，社会动荡，诸王相互残杀，文化遭到摧残。图书的损失比东汉末年还甚。公元317年，司马睿〔rui锐〕建立东晋，设都于建康。他虽然注意收集散失的图书，但效果不大。东晋初，藏书只有3014卷，仅为西晋藏书的1/9。

    魏晋时国家藏书，私人可以借阅，这与两汉时期严格控制阅读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晋书·皇甫谧〔mi密〕传》记载，西晋皇甫谧“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有人说他这样会损害身体，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曾上表给晋武帝，要求借书。武帝送了一车书给他，他虽卧病，依然披阅不怠。

    魏晋的图书管理机构，大体是继承了东汉的管理体制。曹操建秘书、中、外三阁为国家藏书处。设立了主管图书的官员秘书令(监)，下设秘书丞、秘书郎、校书郎等官职。担任过这些职务的有郑默、王象、薛夏、王肃等人。吴国孙权也努力搜集图书，建立了图书管理机构——东观。蜀国还任重臣郤〔xi细〕正为秘书郎，吴国任华覈〔he核〕为东观令。

    晋袭魏制，国家藏书处有秘阁、兰台、崇文院，后又建石渠阁。晋惠帝司马衷恢复了秘书监，下设秘书丞、秘书郎、著作郎、佐著作郎等。当时图书分为经、子、史、集四部，晋武帝时为此设秘书郎四人各管一部。西晋的荀勖〔xu序〕、东晋的李充都担任过秘书监。

    南朝(公元420—589年)包括宋、齐、梁、陈。与战乱不已的北方相比，南朝相对安定，也较重视文事。一方面，北方人口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