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和女儿一起听的儿歌，如《警犬》和《郁金香》之类，我们在去幼儿园或回来的路上时常随着哼唱。岛本把贴有史努比漫画标签的一盘磁带拿在手上好奇地看了半天。

    看罢，她又盯视我的侧脸。“初君，”稍顷她开口道，“这么从旁边看你开车，有时很想伸手抓住方向盘猛地打转。那一来怕是要没命的吧？”

    “笃定呜呼哀哉。时速一百三十公里嘛。”

    “不愿意和我一块儿死？”

    “那可算不上光明正大的死法。”我笑道，“再说唱片还没听呢。我们是来听唱片的吧？”

    “别怕，不会那么做的。”她说，“不过是一闪之念，时不时地。”

    虽是十月初，但箱根的夜晚还是相当凉的。到得别墅，我打开灯，打开客厅的煤气取暖炉，从餐具橱里拿出白兰地杯和白兰地。一会儿房间暖和了，两人便像过去那样并坐在沙发上，把纳特·“金”·科尔的唱片放在唱机盘上。炉火烧得正红，火光映在白兰地酒杯上。

    岛本把双腿提上沙发，折叠在臀下坐着，一只手搭在沙发背上，另一只放在膝头，一如往日。那时的她恐怕是不大想给人看见腿的，而作为习惯，即使在动手术治好了腿的现在也还保留着。纳特·“金”·科尔唱起《国境以南》，实在是久违了。

    “说实话，从小听这首歌就觉得奇怪：国境以南到底有什么呢？”我说。

    “我也是。”岛本应道，“长大以后看了英文歌词，不禁大失所望，不过是墨西哥一首歌曲罢了。原以为国境以南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呢。”

    “比如说有什么？”

    岛本抬手把头发撩到脑后轻轻挽起。“不知道啊。该是非常漂亮、又大又柔软的东西吧。”

    “非常漂亮、又大又柔软的东西，”我说，“能吃不成？”

    岛本笑了，隐隐现出嘴里洁白的牙齿。“大概不能吃吧，我想。”

    “能摸？”

    “我想大概能摸。”

    “大概好像太多了。”我说。

    “那里是大概多的国家嘛。”

    我伸出手，触摸她放在沙发背的手指。实在好久没碰她的身体了，在从小松机场飞往羽田机场的飞机上碰过，打那以后这是第一次。一摸她的手指，她略微扬脸看我一眼，又马上低下头去。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她说。

    “什么呀，太阳以西？”

    “有那样的地方。”她说，“听说过西伯利亚臆病么？”

    “不晓得。”

    “以前从哪本书上看过，初中时候吧。什么书想不起来了……反正是住在西伯利亚的农夫患的病。喏，想象一下：你是农夫，一个人住在西伯利亚荒原，每天每天都在地里耕作，举目四望一无所见。北边是北边的地平线，东边是东边的地平线，南边是南边的地平线，西边是西边的地平线，别无他物。每天早上太阳从东边的地平线升起，你就到田里干活；太阳正对头顶时，你收工吃午饭；太阳落入西边的地平线时，你回家睡觉。”

    “听起来同在青山左近经营酒吧的人生模式大不相同嘛。”

    “是的吧，”她微微一笑，稍稍歪了歪头，“是大不相同吧。而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都是这样。”

    “可西伯利亚冬天能耕种吗？”

    “冬天休息，当然。”岛本说，“冬天待在家里，做家里能做的活计。等春天一来就外出做田里的话儿。你就是那样的农夫，想象一下！”

    “想象着呢。”我说。

    “有一天，你身上有什么死了。”

    “死了？什么死了？”

    她摇头道：“不知道，反正是什么。太阳从东边的地平线升起，划过高空落往西边的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