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河南布政史、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部督。

    在明朝，盐业是反腐败的重点领域。明政府禁止4种高官及其家人、奴仆从事盐商业务，这4种高官分别是监察官员，权势之家，公、侯、伯及四品以上文武百官，但在宣德、正统年间，这项禁令成为一纸空文。

    成化年间，原来在禁止之列的达官显贵居然直接奏请皇帝取得巨额盐引，然后转卖给商人以获暴利。到弘治年间，盐业已被这些官员垄断，商人要想获得盐引，必须依靠官家。

    1571年4月，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发起了对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弹劾。他说，盐法之坏，在大商专利，势要横行，并称王的弟弟和张的父亲是大商，言下之意，王张家族为势要，请皇帝“治罪崇古，而罢四维”。

    郜永春弹劾的要害之处在于，王张两家是姻亲，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也就是说，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了乔居蒲州的盐商沈廷珍的长子沈江。张四维的三个弟媳妇分别来自当时的山西巨商王氏、李氏和范氏家族。张四维的一个儿媳妇是兵部尚书杨溥的孙女，张四维的女儿嫁给了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淳，马自强之弟马自修则是著名的陕商。

    在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看来，张、王两家第二代经商能够远远超过第一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商合一。姻亲关系将两个家族豪势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一个特权政商家族，其日后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商帮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从时间上看，在郜永春弹劾王张两人的前一个月，即1571年3月，一场持续了三年、对蒙古是战是和、是否对蒙古开放马市的争论，刚以议和派占据上风而告终。

    这场争论源于蒙古首领俺答的养孙把那汉吉投降。他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儿做未来的妻子，但俺答却将其所聘之女许配给了其他人，把那汉吉一气之下，于隆庆四年（1570年）9月到大同镇败胡堡，投降明军。

    把那汉吉的归附是接受还是拒绝，直接事关明政府与蒙古族中最强大的鞑靼部落的关系。此时俺答已调兵向明朝索要把那汉吉，明蒙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在过去的近30年间（1542～1570），蒙古族鞑靼部首领俺答多次提出通贡互市要求，但遭到明政府的拒绝，明政府甚至斩杀蒙古来使，传首九边（将蒙古来使的首级给九边将士看），明蒙关系紧张到鞑靼部频年入犯，明朝北部边境“华夷交困，兵连祸结”。

    这时大同的最高军事首领就是宣大总督王崇古。军人出身但有商人家庭背景的王崇古认为，“此奇货也”！他深知此事可以游刃有余之处，就与时任大同巡抚方逢时联名上疏，提出把那汉吉归附事件的上、中、下三策，并把封赏把那汉吉作为上策。

    当时的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等坚决反对接受把那汉吉归附，主张对蒙古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湖北人）等则主张议和开马市，两派观点针锋相对，以至于兵部尚书郭乾不知所措。

    最终，隆庆皇帝采纳了议和派的建议。俺答原以为养孙自投罗网，必死无疑，后听到把那汉吉不但没死，反而封了官，于是将明朝叛臣送还明朝，换回养孙，并上书愿世代服从明政府。王崇古再次上奏朝廷，希望加封俺答爵位，将其作为属国，与俺答订盟通贡，开放马市。

    隆庆皇帝从其议，与蒙古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幕下皆授衔，是为“隆庆议和”。议和内容还包括，允许与蒙古通商贸易，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关）三镇的长城以外开设马市，蒙古族用马匹换取其需要的布帛、菽粟、皮货、服装、针、线等物品和杂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