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

    窗外挂了几条床单，猜想服务员也要抓住这珍贵的阳光吧。床单是蓝色的，印上去的红花因日久有些褪色了，床单上还印着华联饭店(这其实是一间小而破的招待所)的字样，在风中摇摆着。

    我住在一楼一○四，所以才三点钟，太阳就被对面的居民楼挡住了，我写得愁苦，写得无聊，写得写不下去了，就站到窗口向外望，地上有一个“南京”牌香烟的烟盒，这里是江苏，还有几根旧的塑料管……惊地发现床单不见，应该是晒干被人收走了，可我一直在屋内，一直拉开窗帘，竟然没发觉，恍惚间又怀疑起自己的存在或是世界的存在了。

    眼见着阳光一格一格地从我白色的床单爬挪到床对面黄旧还有水痕的墙纸上，只剩下了一手大小的一块光影了，断定太阳又是从东走到了西，断定地球又是从西转向了东，断定又是光阴在流逝了，岁月的痕迹不知是否像那墙纸上的水痕一样，也挂上了我的脸庞，我的心头，我无法知晓。(十一月二日午后“橘子红了”苏州)

    第三部分白色毛背心

    那是一件白色的毛背心，我已经见它套在父的身上──整整二十三年了。今年的除夕夜，家中因为要装修老房子，四下一片狼藉，我与父母三人围坐在火锅旁，静静地吃着，电视依旧在播出无聊庸俗众人观看我也不例外的“春节联欢晚会”。

    父热了，脱掉厚毛衣，于是露出了那件白色毛背心。

    在今夜之前，我并不知它已经穿了二十三年，只是知道是很久以前的一件衣服。

    我说：“这件毛背心很久了。”我喝下一口白酒。父说：“二十多年了。”父也喝一口。母说：“这是你们第一次回到北京时我织的。”

    我想了一下，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十一月，北京那时的冬，在我脑中晃了一下。母又说：“那时我在南昌，你爸写信来说这边天冷，我就连夜织这件毛背心，两天就打完了，寄过来给你穿。”

    我低头瞄着电视，吃着一大块肉，耳畔是母亲的话语，我浑身发麻，父母间此刻不知是否有深情对视，我抬头看了他们一眼──“没有”。

    一封信从北京到南昌大约要三、五天，织一件白色毛背心是两天，再三五天寄回北京，父穿上。

    那时父单身带着幼子──就是“我”在北京排演舞台剧，母单身在南昌办理调动，收拾家当，姐寄养在外婆家，那时是一九七八年的北京严冬。

    我乱想着，父又说：“儿子你记得吗？我们俩坐火车来北京时睡一个卧铺，路上买小推车上的甜橙吃，到北京时口袋里只有几毛钱。”我说：“不记得了。”可我一下子闻到了父亲身体的味道，如此地安全。我记得那久远的味道，他身上的白色毛背心有些破了，几个线头带着二十三年的时光跳了出来。

    一九七八年父只有四十岁，母亲才三十五岁，我一直觉得他们长得不如我，没有想过他们的美。

    无聊的节目继续着，我们闲聊着，吃着，过着一个年。

    十二时二十五分，我独自驾车回家，家在哪？四下是如此的冷清，无人的街边仿佛是在守候，天又下雪了，好象是过年，雪花悲凉，沁在我车窗和心口，然后渐渐化去。我注视前方，目光稳健，脚踏油门，飞速急驰，我再一次穿越着这没有奇迹的城市。

    我想想些什么，并没有什么可想。

    那一年的冬日四十岁的父亲带着七岁的幼子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