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物。

    崔浩于是推举寇谦之，将他置于太武帝身边。由于太武帝的父亲明元帝是佛教信徒，太武帝因而对佛教多少有所了解。寇谦之逐渐给予已是半个佛教信徒的太武帝极大的影响，并使之变成反佛教主义者。就这一点而言，崔浩的计划可谓得逞。

    北魏太武帝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镇压佛教的君主。

    实际上，当时的佛教界本身也有颇多足以被压制的弱点，而且僧侣之中颇多堕落之徒。当时常有为了逃避兵役或征调而委身成为僧侣的情形发生，因此，僧侣数目的增加，意味着国家经济力的低落。

    为了达成霸业，国家需要的士兵当然是越多越好，而年轻人却以入籍为僧逃避兵役；农地很多，却没有人耕作——成为僧侣的年轻人，当然不会再下田耕作。太武帝本来就有过以经济理由限制年轻人出家的作为，直到受了寇谦之影响后，他才决定以思想理由破坏佛教。

    发布严厉废佛令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的事，太平真君这个元号本身就带有浓厚的道教气息，这时候的太武帝，已经是彻底的道教信徒了。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查出长安佛寺僧侣不但饮酒，更暗藏有兵器之事。此时长安附近的杏城，一位名叫盖吴的人正拥十余万民众造反，北魏军正派兵前往讨伐。

    “佛寺僧众与盖吴有所勾结。”

    崔浩如此煽动太武帝。

    太武帝立即下令悉数诛杀长安僧侣，并且烧毁经典以及佛像之类的东西。太武帝当时正在亲征途中，他对在国都平城（今大同市）留守的太子拓跋晃发出“全国依照长安模式行事”的勅令。太子是佛教信徒，他在把这个勅令转达各地之前，先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佛教界人士，僧侣们因而得以抱着经典和佛像亡命；然而寺院和塔之类的建筑终究无法隐藏，悉数遭到破坏。

    极力怂恿太武帝废佛的，是一身充满中华思想的崔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为反对废佛的，竟然是道士寇谦之。虽然宗旨不同，但或许因为同是宗教中人，寇谦之认为对佛教采取极端政策，会对国家不利吧？

    不管太武帝和崔浩何等执拗，佛教还是无法根绝。太子泄漏勅令当然大有关系，但不论任何力量，都无法烧尽存在于人们心底的东西。何况佛教正日益兴隆，而非处在衰退期。以传道为目的、由西域前来中国内陆的佛僧正络绎于途。

    更具讽刺的是，太武帝发布废佛令时，边境佛教都市敦煌的佛教正处于最鼎盛时期。

    ——听说，内地正在闹废佛之事。我们暂时在这里观看情势吧！

    这是传道僧侣留在敦煌的理由。敦煌石窟群中，北魏时代建造者，迄今尚存三十多窟。

    由于崔浩的孜孜努力，太武帝是确确实实地汉化和文明化了；这也意味着，他的意识形态已经起了质变。连崔浩始料未及的想法，也在太武帝的心中萌芽了——“民族自尊心”，作为鲜卑拓跋部的民族自尊心。

    “着手编纂国纪。”

    太武帝对崔浩下了这个命令。太武帝想到要编纂北魏历史，大概也是民族魂在他的心里燃烧起来的缘故吧？点燃这把火的，当然是崔浩的汉化教育。

    “编纂时必须以忠于史实为原则。”

    太武帝对负责编纂的崔浩道。

    崔浩身边有许多奴颜婢膝、处处以说奉承话为能事的人，其中的一个——著作令史闵湛——进言道：

    “编纂国纪乃未曾有之盛事，必须让它能留传到万世之后。因此，我们最好把它刻在石头上。”

    “或许这样比较好。”

    崔浩表示赞成。

    蔡伦发明纸张距当时已三百五十年。虽然纸张非常便利，但比起木简或竹简却脆弱许多，这样的东西是否能留存后世，委实值得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