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封建王朝在开国初年，集中人力大规模编纂类书以显示文治之盛，做了一个示范。《皇览》之后，历代帝王相继仿效，委派大臣，延揽当朝名人学士依据皇家藏书纂修类书。齐、梁、唐、宋和清初，风气更盛。其中也有不少是私人撰修，推波助澜，使类书更形发展。

    类书的发展也不是偶然的。封建王朝大规模编辑类书，首先是为夸耀王朝“文治之盛”，所以才不惜人力财力地编类书。当然也确为实际应用。当封建专制权力高度集中之后，王朝的政事涉及各个方面，就需要各方面的知识，熟悉各种典故，所以，封建王朝总是要委派博学强记的人做执政和侍从之臣，遇到问题可立即作答。但是，任何有学问的人，也不可能把所有资料都记在脑袋里，因而必需准备可以临时查阅的资料工具书；结果，王朝为此目的而编辑类书，文人学士自己也为此而自编类书。据记载：有一次唐太宗出行，有人提议带一些书去；太宗说，不需要，有虞世南在，他就是“行秘书”。“行秘书”就是现代语讲的“随行书库”。虞世南是隋末唐初人，博学多才，很得唐太宗的赏识。但估计他能做“行秘书”，恐怕与他自己编的类书《北堂书钞》有关。由于他勤抄类书，也就助长了他的博闻强记。而且类书既有选择，又有分类，可以迅速翻检；对皇帝骤然提出的问题，能够应急地作出答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帝王自己和皇族想借类书来熟悉封建文化的全部知识，从《皇览》、《御览》的书名即可知道；名义上是专为皇帝看的，实际上同时也让封建士大夫来熟悉这些东西。而且封建文人学者自编类书，虽是为了积累资料，以备撰写文章的不时之需，但最终也是为给统治阶级更好地服务。还有一个因素：隋、唐以来，统治集团都是通过科举的形式来选拔人才，文人应试制文更讲究辞藻华丽，用典奇特；于是各种专门收集经、史、子、集中辞藻、故实，以类排比，以供文人采摘的辞藻性工具书——类书，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日益隆盛了；到了清代，更为成熟。

    此外，类书的发展与某些帝王企图借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说法，也是言之有据的。唐宋以来，一些大型官修类书，大都编于改朝换代或政局动荡之后。如《艺文类聚》和《文思博要》撰于唐初；《三教珠英》撰于唐武则天称帝之时；《太平御览》撰于宋太宗赵光义得帝位之后；而《永乐大典》撰于明成祖朱棣〔di第〕“靖难”之后；《渊鉴类涵》和《佩文韵府》撰于清初，《古今图书集成》则重编于清世宗雍正帝胤禛〔yinzhen印真〕夺得帝位之时。这难道都是巧合吗？唐初多用陈、隋旧臣，太宗怕他们失职怨恨，恐生意外，就设文学馆，延揽这些人，给他们丰厚俸禄，叫他们编类书。武则天则因宠臣张昌宗丑声在外，所以命他领衔修《三教珠英》，为的是想以美事掩盖他的劣迹，收拾人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宋太宗赵光义的帝位是从他哥哥赵匡胤手中得到的，且有杀兄嫌疑，当时他必须安定人心，首先需要安定旧臣的心，就给他们优厚待遇去编类书，以消除其不满甚至反抗情绪。明成祖诏修《永乐大典》，是在发动内战、残酷地镇压异己之后，作出故示宽大、偃武修文的姿态，借以耗磨逊国诸儒的不平之气。至于清圣祖康熙诏儒臣大编类书，除了点缀升平之外，自然还有麻醉人民、冲淡士大夫们故国之思的意图；而清世宗雍正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印行圣祖时陈梦雷已经编就的《古今图书集成》，也是在对其政敌的斗争结束之后，为显示文治以消除臣下疑惧的措施之一。由此来窥测这些帝王广修类书的心理及其政治作用，不难看出，他们的手法雷同，没有一个单纯是要发扬文化的。鲁迅先生在提到《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等书的编纂意图时，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