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这个名称在宋代以前没有出现过。晋代荀勖的《中经新簿》将这类书列入史部，唐代李延寿、魏征修《隋书·经籍志》时，将类书归入子部杂家类。到后晋刘昫等修撰《唐书·经籍志》时，才在丙部辟出“类事”一类，著录这类图书。宋代欧阳修等修《新唐书·艺文志》时沿袭下来，又改“类事”为类书。自此以后，才有了类书这个名称。

    但是，丛书籍体制上说，类书创体之早，可能在秦、汉之间。其早期胚胎，有人认为发端于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著的《淮南子》；也有人认为是西汉刘向所编的《新序》、《说苑》；还有人认为《尔雅》按类收词的体例，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更有把类书的开端上推到战国末秦相吕不韦及门客们共同编写的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认为它是类书的先驱。然而这些书都只可看成是类书的远源，却不能把它们当作类书。类书的出现，应该说是到曹魏初年《皇览》问世后，才有此一体；因为这书的性质和形式完全符合前面所说的，具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综合体的性质，而且编辑形式上是区分门类的；所以，一般公认《皇览》是古类书的始祖。

    类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不能不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抄撮之学。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书籍的流传，文人士子的学习，全凭手抄。早在姬周末年，研究《春秋》的学者，就曾做文章资料的抄撮工作。《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里就记有：铎椒为楚威王摘抄《春秋》里有关世事的成败，成40章，名《铎氏微》。其用意与后世的类书略似。自汉代以来，文学创作中有一种特定的文体——赋，兼具诗歌与散文的性质，讲究文采。著名赋家以其丰富的知识，优美的笔触，极尽铺陈天上人间的各类事物，如：江山宏伟、山川绮丽、城市繁荣、物产丰饶、宫殿巍峨、服饰的华丽奢侈、人物神采风流、草木鸟兽的奇异、狩猎的惊险等等，无不刻意描写，真所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使其作品简直就像名物制度的专著，不但取材广博，且按事类排比。如：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西晋左思的《三都赋》，都具穷思博访之功，三年乃成或十年乃成；一成之后，即闻名遐迩，远近传诵，以致洛阳纸贵。不仅因其辞藻华丽炫奇而震惊，实则因其内容丰富而当着类书来读的原故；或可视为类书的早期胚胎。

    在后汉，人们的抄写还只限于史书；而后发展到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到三国时，抄撮之风最盛，上自帝王，下及百姓，无不风靡。这就是酝酿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出世的土壤。当时抄撮出来的书籍有两类，一是原文照抄，另一类则是摘抄经、史、子、集中的各种材料汇编成书，是分门别类编次排比的；这就同时具备编纂类书的两个条件：即杂取众籍，又分类排列。这已成为当时士子们读书学习的普遍方法。于是，自然使类书的产生具备了主观因素。

    类书之所以产生于魏晋，还有其客观原因：一方面两汉经学到这时已经崩溃，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名、法、道诸家，又重新为人们所探究，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出现以“杂”为特点的类书；另一方面，汉末魏晋之际，随着骈体文的兴起，文章全篇以双句(偶句)为主，讲究对偶和声律，尤其重视辞藻、典故；谁知道得多，谁的学问就大。汉魏间的文人，如荀悦、祢〔mi弥〕衡(就是京剧《击鼓骂曹》里的那个祢衡)、曹植(曹操的第三子)、孔融(世称“孔融让梨”的孔融)、王粲等著名人士都因他们的博闻强识而备受称道。而一般的文人，受当时风尚的促使，就不得不求助于资料类编，以便做文章时随时查检，这就成为类书出世的社会需求，也就促成了我国第一部类书——三国曹魏《皇览》的诞生。

    《皇览》的出现，不但在古籍中开创了类书这一种体裁，也给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