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琪身上，她更加公开而完整地显示了她自己。她是《珍妮特的忏悔》中的珍妮特，是《罗慕拉》一书中的女主人公罗慕拉，是《米德尔马奇》中追求智慧并且在与拉第斯劳的婚姻里寻求人们几乎不能理解的东西的多罗塞娅。我们倾向于这种想法：那些对乔治·爱略特感到抵触的人们，是由于她的女主人公才会如此，而且他们很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毫无疑问，她们显示了她最坏的方面，使她陷入困难的处境，由于自我意识而忸怩作态，不断地说教，而且有时候粗陋庸俗。然而，如果你能把这种姐妹关系统统丢开，你就会离开了一个渺小得多、低级得多的世界，尽管这是一个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和更高的欢乐和安慰的世界。在说明她的缺点（就缺点本身而论）的原因之时，你会想起，她三十七岁之前从未写过小说，而当她到了三十七岁，她就逐渐带着一种痛苦和近于忿恨的混合情绪来考虑她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宁可完全不要想起她自己。后来，当创作能力的第一次高潮衰退下去而她已获得了自信，她就越来越站在个人的立场来写作，但是，她这样做并没有毫不犹豫地抛弃那年轻的主人公。当她的女主人公说出了她想说的话时，总是显示出她的自我意识的痕迹。她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加以掩饰。此外，她赋予那自我意识以美感和财富；更加不可能的是，她还企图创造出一种白兰地酒的风味。但是，她是受到她的天才力量的驱策，才挺身而出在那宁静的田园生活场景现身说法的，这仍然是一个令人窘困的、带有刺激性的事实。

    那位坚持自己出生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高尚而美丽的姑娘，是个最明显的例证，说明一位女主人公可以在她的周围散布什么样的毁灭性影响。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只要跟吉卜赛人逃跑或把钉子敲进玩偶的身躯便可使她满足：这时幽默感控制着她，使她天真可爱；但是，她在不断地发展着；还没等乔治·爱略特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她的手里就已经掌握着一个完全成年的女人了，她所要求的不是吉卜赛人，不是玩偶，也不是圣奥格镇本身能够为她提供的什么东西。爱略特起初为她创造了费利浦·威根姆，后来又创造了斯梯芬·格斯特。人们经常指出前者的软弱和后者的粗糙，但是，这两个人物，在他们的软弱与粗糙之处，与其说是表明了乔治·爱略特没有能力描绘一幅男性的肖像，还不如说是表明了当她不得不为她的女主人公构想出一个合适的伴侣之时，那种拿不准的、不坚定的、没有把握的摸索使她的手颤抖。首先，她被迫超越了那个她所了解和热爱的故乡的世界，涉足于中产阶级的客厅，在那儿，青年男子们整个夏日的早晨放声歌唱，而年轻的妇女们则坐着为义卖会刺绣吸烟帽。她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个外行，正如她对于所谓“良好的社会”的笨拙讽刺所证明的那样。

    良好的社会有它的红葡萄酒和它的丝绒地毯，它的预约六个星期之久的宴会，它的歌剧和幽雅的舞厅……它的科学由法拉第来研究，而它的宗教活动则由出入于名门豪族的高级牧师来主持，它怎么还会需要信心和强调呢？

    在那段文字里，丝毫也没有幽默感或洞察力，只有一个妒忌者的报复心理，而这种心理我们觉得它在本质上是个人的。但是，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对于一位偏离正道、超越界限的小说家的同情心和辨别力的要求复杂到可怕的程度，麦琪·吐立弗的所作所为要比把乔治·爱略特从她的自然环境中硬拉出来还要可怕。她坚持要把伟大的、情绪激动的场面引进到作品中去。她一定要堕入情网；她一定要陷于绝望；她一定要紧紧地拥抱着她的哥哥葬身于激流之中。你越是仔细地考察这些伟大的、情绪激动的场面，你越是忐忑不安地预感到乌云在酝酿、凝聚、密布，到了紧要关头，这片乌云会在我们的头顶上突然绽裂，化作一阵幻想破灭、唠叨不已的倾盆大雨。这有一部分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