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红军主力一周内两次横渡赤水河。此时，蒋介石认为，红军的行动反复无常，混乱不堪，他们已经是瓮中之鳖，只剩下一口气在垂死挣扎。

    3月24日，蒋介石由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和宋美龄陪同，从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剿匪”，随行的还有陈诚、晏道刚等十几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陈布雷等政府官员。蒋介石初抵贵阳的几天里，他和一帮近臣主要忙着商量如何解决王家烈的问题。蒋介石早就想将川、滇、黔西南三省的实权收归南京，无奈找不到更好的借口下手。趁着追缴红军的机会，顺便收拾了川、滇、黔，一箭双雕，不失为绝妙的主意。王家烈一个月内被解决掉了。3月底，蒋介石借口王家烈“剿匪”不力，撤去了他贵州省主席的职务，剥夺了他的军政大权。

    但是，想收伏红军却不如收伏王家烈那么简单。初抵贵阳时，蒋介石吹牛说：共匪已是强弩之末，现被迫逃入黔境，寻找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除非他们长就翅膀，否则逃不出我们的天罗地网……

    确实，蒋介石张开了一张大网等着红军往里面钻。他在这个地区部署了50万到70万的军队，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严密防守：东面，红军不可能突围返回湖南、江西；南面，红军不可能穿过贵州打回广西或广东；西面，不可能进入四川或云南；北面，滔滔长江挡住了红军去路。这一次，蒋介石相信毛泽东真正被套住了——他可能唯一没有考虑到的，是毛泽东过人的胆略和计谋，此时毛正在利用他的贵阳之行将计就计。

    毛泽东率领部队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主力迅速南进乌江，同时派一小支部队佯装向北。敌人被声东击西的招数迷惑了，他们往北赶去的时候，红军大部队正和他们背道而驰向南。

    3月31日，红军分别在三个渡口横渡了乌江。中途休息，毛泽东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下，打开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云贵川地图。他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道红杠，这条红杠从遵义附近向东南，然后折向西，再向西南，入云南昆明附近，延伸至金沙江边。——这是一个绕半个大圈跳出蒋介石包围圈的行军计划。红军要实现这一计划，就要把据守在滇黔边境的云南军阀调出来。

    毛泽东一再强调：“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要想调出滇军，佯攻贵阳迫使蒋介石调集援兵是关键。

    为了继续迷惑敌人，渡乌江后，红军又派出了一支队伍在清水江上架桥，佯装东渡返回湖南（蒋介石又不得不调兵加强湘桂黔边的布防）。红军主力则急速南下，直逼贵阳。毛泽东把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开，派他们沿着贵阳周围的大道和小路运动，假装要进攻贵阳活捉蒋介石，真正上演了一场声东击西的好戏。

    当时，蒋介石把自己的军队分派到四五个方向拦截红军，贵阳城外围只有四个团的兵力担任守卫，城内部队包括宪兵队在内还不到两个闭，周边地区基本无兵可调。贵阳警察局局长王天锡被委任为警备司令，负责贵阳城的安全。蒋介石根本没有料到红军在遭受重围的情况下，还敢进逼贵阳。

    4月初，贵阳东南十几公里的地方接二连三发现有红军活动的踪迹，大有乘虚袭击贵阳的迹象。蒋介石下令，各党政军人员必须坚守职责，要与城共存亡，闻风弃城者杀无赦，贵阳的得失“关系国际视听”。

    蒋介石通晚都心神不安，他亲自去察看城防工事。离南门不远的城垣边，上百个士兵聚在空地上，抽烟、打牌、聊天吹牛，只有少数几个人在修筑防御工事。蒋介石怒气冲冲，朝着负责军官大发脾气，斥责他玩忽职守，命令他一天内完成修筑任务。

    到了4月6日的晚上，蒋介石得到贵阳城外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消息。蒋介石反复询问了灵山、东山、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