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说：“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极有价值，也可以说极无价值。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王闿运80岁，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史馆馆长，进京途经武汉，段祺瑞来访，请求指点。王说：“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一个人若官都做不好，那就一无是处。过去我年富力强，有许多大事要我去做，现在我老了，无用了，便只好去做官。”

    王闿运说：功名之学，是为功名而求学，功名是登堂入室的最终目的，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从这门学问，不必深究圣贤的精义，不必身体力行做人的真理，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只需遵循权力场的潜规则即可。

    严复见地独特，往往反常人之道而行。袁世凯任直隶大臣时，写信请他入幕，他骂道：“你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但袁被贬回河南洹上老家时，他又为袁鸣不平，说朝廷“自坏栋梁”。到了洪宪帝制时，杨度拉拢他入筹安会，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国事非同儿戏，岂能一变再变？”洪宪帝制失败后，举国声讨袁世凯，他又说：“非袁世凯无以维持残局。”

    康有为自称“教主”，说“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道：“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为引起新的文战，刘半农化名王敬轩，直斥《新青年》之非，不想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对这些新的质疑，钱玄同和陈独秀惟痛骂而已。胡适认为不符合民主辩论的精神，陈独秀说：“吾不屑与辩，惟痛骂而已。”

    “五四”期间，社会上谣传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胡适轻蔑地了写了篇《他也配》，说：“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杨度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后，即对人感慨道：“与先生畅谈终日，渊渊作高山之响，汪汪若千顷之波，言语诚明，气度宽大，他日成功，当在此人，我也许是他的臂膀！”

    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便大惊失色地说：“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民国初年，袁世凯在北京，黄兴在南京，黎元洪在武汉，隐然成三足鼎立之势。陈宦利用自己与南京、武汉方面的良好人际关系，献计于袁世凯，使袁得以翦除这两个劲敌，为洪宪帝制扫平了障碍，陈宦也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爱将，被重用为四川督军。章太炎死后，陈宦对人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章太炎在东京办《民报》时，陈独秀曾去拜访。章的弟子钱玄同、黄侃在座，听到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侃在隔壁大声说：“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未必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

    泰戈尔和辜鸿铭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泰戈尔胜出，但辜鸿铭始终瞧不上他。泰戈尔访华，学人踊跃迎迓，唯辜鸿铭闭门谢客。他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因此也不懂东方文化的精微之论，不如回印度整理诗集好些。

    英国作家毛姆拜访辜鸿铭，深为中国一些经典著作未能译成西文而遗憾。辜鸿铭答道：“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