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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的!”经他登高一呼,国统区各大城市的新闻文化团体纷纷响应。经过与政府近两个月的冷战后,这些书生们取得了胜利,政府被迫撤销了对新闻和图书的检查。

    抗战刚一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请王芸生前去讲演。此时已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芸生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奋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

    王芸生说:新闻记者这种职业,就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要干得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

    张季鸾有“新闻奇才”之称,他曾有《杨将军不写九宫格》文,记杨虎城将军因西安事变而遭囚禁中的一段历史:“将军获遣三四年,以生龙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时,处穷乡僻壤之地,苦闷无聊,可以想见。左右因便进言:何不以习字为功课!习字能养性,得静中之乐也。将军深嘉纳之。于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宫格子,日书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积旬日,及稍稍有规矩,颇以自喜。左右有谀之者曰:佳哉,将军几入格矣!将军闻言,忽有所感,则大怒,裂其纸,并墨砚而碎之。左右方惊无所措。将军乃慨然云:我人已在格子里,愁苦不可解,今并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无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从此将军不复习字,苦闷无聊,遂一如往昔。”人称“这样的文字,可与《史记》媲美”。

    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张季鸾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

    张季鸾看重记者的作用,他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他又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1938年4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练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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