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被挖去双眼。

    1925年12月7日，邵飘萍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个人物后面都有他亲自写的评语，如：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鳞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吴承仕办《文史》杂志，又研究唯物辨证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门钱玄同。钱写三字联“普罗学、唯物观”给吴承仕，吴不明其意。钱说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罗文学，唯物史观”吗？长着肥硕大头的钱玄同曾说：“头可断，辨证法不可开课！”鲁迅笑曰：“何妨赌肥头，抵当辨证法。”

    史量才办《申报》，为政府不喜。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54岁。

    史量才力排众议，延请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革新时期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并推荐张某代之。史置之不理。吴醒亚等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黎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

    林白水和邵飘萍被杀后，成舍我也被张宗昌逮捕，眼看就要处决，其家人找到前国务总理孙宝琦为他说情，才拣了一条命回来。他一回报社就说：“报继续出，顶多稍微避避风，军阀还是要骂，张宗昌长不了！”他常对报社的同仁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用负责任，打官司坐牢房，归我去！”

    1937年3月止，中国各种民办报纸已有1518种，公、私营电台78家，公私营通讯社520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

    南京沦陷当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宣布：“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张学良同意当年《大公报》王芸生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王芸生在《大公报》上这样写：“明白的人不用辩，胡涂的人辩什么？”“换了任何人都会这样做！”

    抗战行将结束时，黄炎培访问延安归来，写了《延安归来》一书，极力讴歌延安和毛泽东，引起强烈反响。他还趁热打铁，发动了拒绝国民党自1931年就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他公开表示：“这叫做‘吃了砒霜药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