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特里格先生说，“那是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或十六日那天，一位女士过来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你曾经问过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她声称是替她的朋友问的，然而她并没有说她朋友的名字。是的——我想我还能很好地将她描述出来呢，她是个高挑个儿，迷人的姑娘，白皙的皮肤，黑头发，蓝眼睛，我记得她的眉毛很好看，直直的，面无血色，她穿着夏天的连衣裙。我猜想那就是所谓的绣花亚麻裙吧——我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她还戴着一顶灰白的巴拿马草帽。”
“看来你倒记得挺清楚的。”帕克说。
“确实如此，我记忆力不错，另外，正如你听说的那样我还在其他场合见过她几次。
“第一次见面时正如你问我的那样，她说她只是在城里逗留，并且偶然地被介绍给我，我对她说一时之间我并不愿意回答她的问题。那个法案，也许你还记得，那会儿刚刚通过终稿，我在那里还找不到依据。再说，只匆忙浏览一下法案，我就认定会有许多重大问题出现。
“顺便我告诉这位自称格兰特小姐的女士在给她任何建议之前我得征询一下律师的意见，问她是否介意第二天来个电话，她说她会来的。她站起来握手向我道谢，握住手的时候，我不经意地发现奇怪的疤痕切过。她所有手指的背面，像是什么时候被凿子或其他东西砸过一样。我是很偶然才发现的，真是幸运。
“第二天格兰特小姐果然来了，期间我已拜访了一位知识渊博的朋友，因此我给她提出了和给你一样的建议，看来她很看重，事实是恼怒多于重视。
“‘公民的个人钱财应该像这样归属国家，这似乎很不公平，’她说，‘毕竟曾侄女总归是个无可争议的近亲。’
“我回答说，除非这位曾侄女可以叫来证人证明死者有遗赠钱财给她的意愿，国家就完全有可能按照死者的意愿来分配所有财产或其中恰当的一部分，然而，这还取决于法庭的裁决，如果任何时候有关于这方面的任何争议，法官往往会对曾侄女的申请做不利判断。
“‘无论如何，’我补充道，‘我并不知道在法案中曾侄女是被排除在外的，我已了解到可能会这样，无论如何，离法案生效还有六个月呢，在它之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牛。’
“‘你是说姑姑可能会死，’她说，‘但她病得并不重——只是精神上而已，护士是这么说的。’
“无论怎样，她付了钱随后就走了。我注意到她所说的这个朋友的曾姑母突然之间变成了姑姑，我认为我的当事人在此事上有个人感情。”
“我想是这样。”帕克说，“你再次见到她又是什么时候？”
“奇怪得很，我在那年的十二月又撞见了她。在演出之前，我在搜狐吃快餐，我经常光顾的这家店顾客盈门，我不得不坐在一张已有一个女人坐着的桌子旁，当我咕哝着那句‘这个坐位有人啊’的客套话时，她抬起头，我马上就认出了我的当事人。”
“你好，格兰特小姐。”我问候道。
“对不起，”她冷冷地回答，“我想你认错人了。”
“对不起，”我更冷漠地答道，“我叫特里格，今年六月份你来贝德福德街向我咨询。如果冒犯了你，我向你道歉，立马就走。”
于是她就笑了，然后说：“对不起啊，一时我没认出你。”于是我被允许同她一起坐。
“为了打开话题，我问她遗产的事情她有没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