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托马斯医院待了五年后，我在一八九七年通过了行医资格考试。我在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发表了一部名为《兰贝斯的丽莎》的小说，引起了些微轰动，因此我便贸然决定弃医从文。因此，我一拿到资格便出发前往西班牙，在塞维利亚住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光景。在这期间我自娱自乐，写了一本很烂的小说。然后我回到了伦敦，和一个年纪相仿的朋友一起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弄到了一间公寓，并简单添了几件家具。我们请了一个做各种杂事的女仆为我们做饭打扫屋子。我的朋友在酒吧上班，因此白天的时候我便能独自在家里专心写作。之后的六年间我写了好些部小说和戏剧，但只有一部小说算是有点儿成功，不过仍旧及不上我第一本小说引起的轰动。当时也没有经理人愿意接我的剧本，最后万般无奈之下，我将《一个体面的男人》送到了伦敦戏剧社。众所周知，正是伦敦戏剧社接手了萧伯纳早年的作品。伦敦戏剧社一周演出两场，一场在周日晚上，一场在周一下午，演出的都是一些不适合商业剧院却被文化人所喜爱的作品。戏剧社委员会接受了《一个体面的男人》。W.L.考特尼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觉得这部剧很好，便刊载在他编辑的《半月评论》中。这是一件值得我骄傲的事。

    尽管我的诸多努力并未给我带来可观的收入，但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也因此交到了许多朋友。我被认为是一位颇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并且（我这么说并非自负）被接纳为知识分子界的一员。这是非常体面的，几年后当我成为轻喜剧流行作家时，便失去了这份体面，而且再也没能恢复。当时我常被邀请参加一些文学聚会，以及一些由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举办的派对——她们认为资助艺术活动是职责所在。单身又体面的年轻人总是很受欢迎的，因此我成天都有饭局。我没钱打车，于是只能穿着燕尾服，打着白色的领带（这是当时的规矩）乘坐公交车来回。我也常被邀请去乡村度周末。这对我来说是一场考验，因为男管家和为我端早茶的下人都等着我给小费。而且我也窘迫地认识到，当仆人打开我的手提旅行包，看到那穿旧了的睡衣和简朴的梳洗用品后，定会对我留下不好的印象。虽然如此，我仍旧觉得生活很美好，我也乐在其中。从当时看，我似乎没有理由脱离这样的生活。我大可以仍旧每年写一本小说（虽然我的收入几乎就只有出版商给的一小笔预付金，但书却受到很高的评价），参加更多的聚会，结交更多的朋友。这一切都非常美好，但我却看不到未来。我当时只有三十岁，却已过上了一成不变的单调生活，我必须有所突破。做这个决定并没有花多长时间。我告诉我的室友我要摆脱这一切，到国外去游历一番。单靠他一个人是付不起房租的，幸好当时有一位中年绅士愿意接手这间公寓，来安置自己的情妇。我们卖掉了家具，之后一个月内我便来到了巴黎，在左岸的一家廉价旅店租了个房间。

    几个月前，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年轻画家，名字叫做杰拉尔德·凯利。他在第一田园大街有一间画室。他毕业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这样的教育背景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实属罕见。他极具才能，为人热情好辩。正是他让我知道了那些著名的印象派画家（最近卢森堡收藏了这些画家的作品）。说来惭愧，我对这些一窍不通。后来我没费多少力气便在贝尔福狮子像附近找到了一间位于五楼的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厨房，一年七百法郎，也就是当时的二十八英镑。我买了几件二手的家具和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门房向我介绍了一位女佣，每天能来半天，早上帮我煮一杯奶咖，中午再做一顿午餐。就这样，我安顿了下来，准备全心全意创作另一本小说。我到巴黎后不久，杰拉尔德·凯利便带我去了蒙帕纳斯车站附近，奥德萨大街上的一家名为白猫的餐厅，很多艺术家都喜欢在那儿用餐。从此以后我每晚都上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