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收入，可是我很想同他们把账结清。你看看有什么方法，你这位智多星？”

    肯维兹的黑色的大眼睛熠熠发光，他的瘦削睿智的面孔现出嘲讽的神气。他一把抓住了丹的胳膊，既像一个朋友，又像一名法官。

    “你办不到！”他加重语气说，“对你们获得不义之财的人的一种惩罚，就是当你们当真忏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丧失了赔偿或补偿的能力。我赞赏你的好心，丹，可是你什么事也办不成。那些人被抢走了他们宝贵的分币，要纠正这种坏事为时已晚。你没有办法把钱还给他们。”

    “当然，”丹点起他的烟斗说，“我们无法挨家挨户地去找那些孤寡怪癖的老人，把钱如数交还给他们。买面包的人一向多得不可计数。他们的口味很古怪。我从来不特别留意面包，除了一种带干乳酪味的烤面包片。可是我们总可以找到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把老爹的一部分钱送回到它的来处。假如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就会好过些。人们为了面包这样的东西发愁，真令人难受。要是烤龙虾或者炸螃蟹什么的涨了价，倒没有什么人在意。想想办法看，肯。我要还清我能还的一切。”

    “慈善机关多的是。”肯不假思索地说。

    “那很容易，”丹说，喷出一团烟，“我想我可以为这城市建一座公园，或者向一家医院赠送一块芦笋苗圃。可是，如果我们卖给彼得一块金砖，这收益我却不愿意让保罗带走。我要弥补的是面包上的短缺。”

    肯维兹的细手指飞快地动着。

    “你可知道，要拿出多少钱来偿还面粉垄断期间买面包的人的损失？”

    “我不知道，”丹说，“我的律师告诉我说我有两百万。”

    “如果你有一个亿，”肯维兹大声说，“你也不能补偿已造成的损失的千分之一。你看不出滥用的财富所产生的积弊。从穷人的干瘪的荷包里抢走的每分钱能叫他们受的害翻到一千倍。你不理解这个道理。你不知道你打算赔偿的心愿是毫无希望的。一件事也办不成。”

    “别灰心，哲学家！”丹说，“以大补小，还怕办不了？”

    “一件也办不成，”肯维兹重复了一句。“我给你举个例，看看怎么样。托马斯·博依恩在瓦里克街那边开了家面包铺。他给最穷的人卖面包。当面粉涨价的时候，他不得不提高面包的价钱。他的主顾穷得买不起，博依恩的生意也没有了，他赔掉了一千元的资本，那是他的全部财产。”

    丹·金索尔文向公园长凳狠狠击了一拳。

    “我接受这个例子，”他喊道。“带我到博依恩那里去，我要还给他那一千元，还要给他买一家新面包铺。”

    “开支票吧，”肯维兹一动不动地说，“然后再开几张来弥补一系列后果。第二张支票要开五万元，博依恩破产以后发了疯，房主要把他赶出门，他就放火烧了房子。那笔损失值那么多。博依恩后来死在疯人院里。”

    “我们就抓住这个例子，”丹说，“我在我的救济名单上没有看到任何保险公司。”

    “下一张支票你开十万元。”肯维兹接着说下去，“面包铺关门以后博依恩的儿子不走正道，后来被控告犯了谋杀罪。在经过三年的司法查证之后，上星期他被宣判无罪释放。为查清这个案子，国家花了纳税人那么多钱。”

    “还是谈谈面包铺吧！”丹不耐烦地喊道，“政府不必干涉面包这个行业。”

    “这个事例的最后一项是——走，我带你去看。”肯维兹说着站起身来。

    这个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表匠很高兴。他天生是一个爱捉弄百万富翁的人，在职业上却是个悲观主义者。他会一口气告诉你金钱不过是邪恶和腐败，而你的崭新的表需要擦洗并换新棘轮。

    他带领金索尔文走出广场，朝南走进那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