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南京、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地进行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活动。4月4日晚开始北京市当局及其公安部门，清理花圈、挽联、挽词、标语等和抓“反革命”，4月5日对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的广大群众进行镇压，制造了“天安门事件”。4月6日，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抗议活动没有完全停止，北京市仍有群众冲破封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广场举行哀悼仪式，发表演说，高喊“批邓不得人心，悼念周总理无罪”的口号。同日，“四人帮”一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会上张春桥提出“天安门广场事件实际上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会议决定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负责写一篇报道，同中央决议同时见报。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4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报道。4月9日，北京十万人举行“首都军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庆祝粉碎反革命逆流胜利大会”，全国各省市也相继召开所谓“庆祝大会”。4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追查所谓“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所谓“反革命的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大部分省市也发出追查指令，对参加悼念活动的人民群众进行镇压。4月27日、28日，发表洪广思的《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罪魁祸首》以及池恒、梁效等人的文章。这些，便是我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有关的重要史实的最为简单的叙述。

    粉碎“四人帮”后对“天安门事件”的说法有所改变。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话说，在1976年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反革命的活动，“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仍是反革命事件。一直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还一直压制群众和舆论界关于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要求，甚至有对这种要求继续镇压的活动。

    关于1978年11月14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变化发展，我在前两节做了叙述，不在这里介绍了。在最近对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20周年的纪念中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了。但是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分析做得很不充分，认为有必要提出本文题目写的这个问题，希望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努力一番，用这种研究成果帮助今天的干部和群众更加深入地认识这段历史，得到更多的教训。

    我现在是顺着这样一条思路进行思考：

    第一，这一个事件基本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尖锐斗争。就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就“四人帮”一伙来说，是一个他们制造出来的流血惨案。这两者说的是同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正因为广大群众的行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给“四人帮”一伙打击极大，“四人帮”一伙就穷凶极恶的残酷镇压。而正因为勇敢反对这种反动镇压，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也就更加显示其伟大。

    第二，在这个事件中不同的行动主体，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取得教训，我们对他们也就应当采取不同的态度。广大群众对自己的革命行动引为骄傲，理直必气壮，历史歌颂他们。“四人帮”从他们的本性出发，他们的行为有其必然性，历史将唾责他们。在镇压天安门广场群众行动的那些人中除“四人帮”的爪牙外，绝大多数或者受蒙蔽，或者本人糊涂，盲目地执行命令。不论各人的情况有何不同，但无论如何是他自己历史上所做的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在真相大白之后，他们会反思也应该反思，提高自己的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