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它的伟大意义，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认识一直是十分明确和坚定的。在领导机关中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和学术界人士对之也给以高度评价。

    “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对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所做出的决定和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对“天安门事件”所作的宣传，在看法上有所改变。

    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对“天安门事件”讲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问题。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就是说，他虽然对1976年党中央、《人民日报》所宣布的结论有所改变，但还肯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这种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的说法，广大群众和干部是十分不满意的。尤其这个讲话还谴责1977年有人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说，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要人们警惕“反革命分子的阴谋”(那时有一个写大字报批评吴德的青年，就因“恶毒攻击罪”被送进了监狱)。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要求“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人们当然不能答应，因此在1977年3月这个讲话后，群众和干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吁并没有停止下来。

    一直到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的几个月中，广大群众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制造舆论的活动非常活跃。街上有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这是一个集体的署名，表示“一同怀念周总理”)又编辑印发了颂扬天安门活动的诗文；上海工人编写并演出了陈云发言中提到的那个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因“天安门事件”而受到迫害的人，在各种场合做自己斗争经历和遭遇的报告；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复刊号发表了文章；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事件”的专页，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同志不让登这一专页，这家报社的编辑余焕春同志1978年6月8日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讲了一番话，说这个案子还没有彻底翻过来(余焕春在《百年潮》1998年第二期写了一篇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文章，介绍他知道的许多情况)。可是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不久，要求“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活动仍得不到支持。

    汪东兴等人在粉碎“四人帮”后，敢于违背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志，阻挠“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根据”，就是说“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谁也翻不了这个案”。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对这个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会议讨论转移问题时大家就很踊跃发言。我在简报上看到的关于“天安门事件”最早发言的是华东组的陈再道。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检验”——不敢说真话。如“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是反对“四人帮”的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