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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丰有一句格言:“见文风如见其人。”而神学家蒂乐生就是这句话最好的例证。在这里,我有必要对他的生平做一下简单介绍。蒂乐生生活的年代时局动荡,内战、交战(与荷兰)连连,还有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掌权、王政的复辟,以及伦敦大火、瘟疫和一些光荣的革命,等等,接连不断,奇怪的是,他的人生却异常平淡。他是个好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与写坏人相比,写好人的难度无疑是最大的。他有一幅画像至今仍保存在国家美术馆里,那是一位天性善良的老人,圆脸,面目清秀,让人非常愉悦。他穿着一身牧师的法衣,否则他极有可能会被你误认为是一个富裕而优越的旅馆掌柜。听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潇洒公子,还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只不过画中的他已经上了岁数,身材也变得臃肿起来。他的风度是非常迷人的,但是在十七世纪,个人魅力并不像现在那样备受追捧。个人魅力是受人怀疑的,因为一个魅力无穷的人很可能会一无是处,所以会让人加倍提防;当然,如果一个人不但拥有个人魅力,而且还具备高尚的道德、正直的品格以及超人的天资才华,那么这种个人魅力就让人难以抵御。

    1630年,蒂乐生在约克郡的索尔比出生。他父亲的祖上在郡里曾经是很有声望的大家族,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到他这代却做起了布匹生意。

    在当时那个年代,不用说绅士,就算是一些大贵族家的次子也很少有去经商的。事实上,人们轻视商人的风气一直到十八世纪末期才开始慢慢收敛,宣布告终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彻底消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点从简·奥斯汀的小说中就能发现。布匹商说白了就是中间人,从剪羊毛的作坊里购得新剪好的羊毛,然后分配到当地的农户手中纺线织布,最后把布卖掉从中获利。

    蒂乐生的父亲是一位清教徒,对清教有着极高的热情,所以注定了蒂乐生从小就要受到很严格的家庭教育。蒂乐生十七岁毕业于语法学校,进入了剑桥。在剑桥,他阅读了“齐林沃斯先生最杰出的文章”,也因此与剑桥的柏拉图主义有了不解之缘。信奉英国国教的托马斯·伯奇在为他写传记的时候这样说道:“从那时起,很多早年形成的偏见便被蒂乐生一并抛弃。”接着又补充道,“他从小就养成的严格的生活习惯依旧奉行着,对待那些奉行清教的徒众他总是报以公正、和蔼的态度。”他很顺利取得学位,并在二十一岁成为所在学院的研究员。克拉克森先生(蒂乐生的导师)将自己的学生转到了蒂乐生的名下。这样,蒂乐生就担任起了导师的职务,并且有幸被他的一位学生——约翰·彼尔德——记录下来:“他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一名哲学家兼逻辑学家,反应灵敏、目光尖锐,善于言辩,而且结论严谨,同时,他还是一位负责任、靠得住的导师……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到他的房间去祈祷,最开始的时候,他总会让我们将希腊文圣经中的某一章用拉丁文翻译出来,时间久了他便要求一个或者几个学生来讲今天的祷告……交流的过程中一直用的是拉丁文,在我与他接触的所有日子里,从没见他说过一句英文,至少跟我们是如此。而且他在场的时候也不许我们说英文。”他的祷告词是使用一种被称为“构思体”的文体写的,是一种长老会文体,人们也称之为即兴式。结束了周一到周五的祷告,学生们各自散去,他会留下一名学生进行劝解,无非是鼓励他勤奋好学,严肃认真一些,又或者是让学生明白,“他从这名学生身上所看到或听到的一些错误,该责备的时候也绝不姑息。学生的行为举止是他很在意的事情,有的学生谦谦有礼就很招他待见,而有的学生表现得粗俗不堪,就很容易引起他的反感”。学生约翰·彼尔德还这样评价道:“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非常敏锐犀利,和他谈话能让人感觉到愉悦,不过他在礼节上还是十分严肃的,我想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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