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丛书的时候，注意到西周三百年是我国历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历史阶段对中国的文化文明曾经产生了重大影响。

    辉煌灿烂的西周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三千年来对中国的礼乐文化、典章制度、思想道德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西周原是商朝的一个小邦国，为什么能取代有六百年历史的大商，并且守住了江山，扩大了版图，实现了中国空前的大一统，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强有力的开国王朝，这个王朝既承受了打江山难的艰辛，也经历了守江山更难的考验。这个王朝铸就了以周公为代表的一批中华英杰，他们是周文王、周武王、姜尚、召公等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他们超人的智慧、高尚的伦理道德以及为中国早期的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都使他们成为了推动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他们不朽的奋发精神及开拓中原的苦旅，使西周王朝无愧为千古王朝。

    西周不但奠定了我国思想文化的基础，而且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历史人物，难怪大思想家孔子常梦周公，并惑叹地说：“郁郁呼文哉！吾从周。”

    这样，在我写到历史卷及思想卷时，将西周三百年列为了中国历史的重点篇章之一，于是又对西周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我决定写历史小说后，我又对这段时期的史料、史书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当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发西部的伟大号召后，我愈发感到开发西部文化的重大意义，于是更加快了写作的速度。

    昔日是西部祖先向中原问鼎，而今却又是中原人民向西部开发。历史就是这样潮起潮落、此起彼伏，但我深信有奋发开拓传统的我国西部，必定会很快与整个中国齐步的，这便是我写这本书的宗旨。

    写历史小说，首先必须尊重历史，瞎编乱造是历史小说的大忌。本书主要人物、主要事迹都是真实的，都有史可查、有据可证。为此，我对《古本竹书纪年》《史记》《周书》《逸周书》《诗经》《尚书》等都作了认真研究，并对有关甲骨文、青铜铭文作了核实，并曾到安阳市周文王被纣王囚禁的羑里监狱进行了考察。在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后，对西周历史基本了然在胸，于是方敢动笔。

    写历史小说不同于写史书、史话，是在史料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所以必须遵循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这就是历史小说的文学性。对此，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写人与写史的关系问题。

    我的看法是在写人为主的前提下，以人带史，写人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典型化及艺术化的塑造，力求人物丰满鲜活，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能否成功的关键。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必须以写人为主，这也是我写这部书的要求。写西周开国王朝是我的主题，但这个王朝又是由人物组成的，所以王朝中的核心人物又是主题中的主题，而代表人物周公则又是重中之重户所以我对这位贯穿始终的人物作了重点刻画，尤其着重心理描写。另外，对这些核心人物，我是把他们放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及尖锐的矛盾中去表现、去展示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前途。这样无形中人物就会鲜活起来，这就是人物的艺术化、典型化，有了这一条，小说就成功了一半。

    第二，把握好历史观的问题。

    具体如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姜尚、召公五人，他们是西周王朝的核心，也是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正因为有了他们五人的不朽，于是才有了王朝的千古。所以对他们的刻画，无形中赋予了我一种使命感。应该怎样铸造他们的形象，我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对他们进行肯定的前提下，尽量表现他们的高风亮节。为避免脸谱化的弊端，我力图在史料中搜寻他们的负面，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当然不能因此而故意给他们脸上抹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